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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an8341的博客

霜剑如梦倚残翼,泊影难觅几何时!

 
 
 
 
 
 

[置顶] 浅论机电一体化系统的联合仿真技术

2013-9-19 23:45:29 阅读103 评论0 192013/09 Sept19

 摘要:本文以机电一体化系统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机电产品容错设计与仿真技术的发展现状,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机电一体化仿真容错 
  一、引言 
  现代机电产品正朝着集成化、自动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有的机电产品对人的依赖性越来越小,发生故障根本不可能由人去维修,有的机电产品形成大系统,一旦发生故障可能导致重大事故,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例如:美国发射的“勇气”号火星车和“机遇”号火星车,在太空飞行半年之久,一旦有了故障靠人去诊断和维修是根本不可能的;2008年8月巴西一枚VLS-3型卫星运载火箭,在接受最后检测时突然爆炸,导致现场21人被炸死,另有20多人身受重伤。 
  这些集成化、自动化、智能化的机电系统发生故障的随机性很强,往往难以预料,但工程实践表明除了少数突发故障以外,大多数故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早期发现,及时采取恰当的措施是完全可以防止的,机电产品容错设计与仿真技术研究以及容错技术的应用正是顺应了这种需求。 
  容错技术为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虽然人们无法保证所设计的系统各个构成环节的绝对可靠,但若把容错的概念引入到机电产品,可以使各个故障因素对产品性能的影响被显着削弱,这就意味着间接地提高了产品的可靠性。研究和应用容错技术,对于保障机电系统运行的连续性和安全性,减少安全事故,提高现代机电产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仿生硬件容错研究现状 
  随着电路系统功能的复杂化,传统的硬件容错技术越来越不能满足日益庞大的电路系统要求。为了提高系统可靠性,人们提出了动态地对故障进行自检测、自修复的要求,并努力寻找新的容错设计方法。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就提出了研制具有自繁殖与自修复能力通用机器的伟大构想。 
  研究人员从自然界得到灵感,将自然计算(如进化计算,胚胎理论等)引入到硬件设计中从而形成仿生硬件(Bio-inspired Hardware,BHW)。仿生硬件的概念最初是由瑞士联邦工学院于1992年提出的,虽然历史不长,但其发展非常迅速,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的研究热点之一。仿生硬件早期也称为进化硬件(Evolvable Hardware,EHW)。A.Thompson等人较早提出了EHW应用于容错方面的想法。仿生硬件是一种能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自主地、动态地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以适应其生存环境的硬件电路,它可以像生物一样具有硬件自适应、自组织、自修复特性。采用仿生硬件实现的容错,不需要显式冗余,而是利用进化本身固有容错的特性,这种特性带来的优势是传统方法通过静态冗余实现容错所不能比拟的。 
  三、仿生硬件的容错技术新思路 
  基于仿生硬件的容错研究,对建立借鉴生物进化机制的硬件容错新理论、新模型和新方法,提高硬件系统的可靠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胚胎型仿生硬件的容错体系结构和容错原理 
  仿生硬件可以分为进化型和胚胎型,其中胚胎型仿生硬件也称为胚胎电子系统,是模仿生物的多细胞容错机制实现的硬件。 
  胚胎型仿生硬件的容错体系结构,主要由胚胎细胞、开关阵和线轨组成。开关阵根据可编程连线的控制信号完成开关闭合,控制线轨内各线段的使用。胚胎细胞包含存储器、坐标发生器、I/O换向块、功能单元、直接连线、可编程连线、控制模块等。存储器用于保存配置数据位串,并根据细胞状态和坐标发生器计算出的结果,从配置位串中提取一段经译码后对胚胎电子细胞的换向块和功能单元进行配置。坐标发生器根据每个细胞最近两侧(左侧和下侧)邻居细胞的坐标为其分配坐标。I/O换向块为细胞功能单元间的可编程连线提供控制信号。功能单元用于实现一个n输入的布尔函数,用于实现所需的细胞功能。直接连线负责功能单元之间的相互通信。可编程连线传递控制信号控制开关阵。控制模块完成细胞的工作状态检测、故障诊断、控制细胞冗余切换。
 (二)胚胎型仿生硬件实现容错的策略 
  为了实现对故障细胞的容错,常用的容错策略有两种:行(列)取消和细胞取消策略,通过记录有错的单元位置,重新布线,用其他备用的单元来代替。
 但是对于连线资源故障,这些策略并未给出相应的对策。在深入研究胚胎仿生硬件容错体系结构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一种针对线轨故障的容错策略。 
  1. 行(列)取消策略。在行(列)取消中,若一个细胞出错,则它所在行(列)的所有细胞都将被取消,而该行(列)细胞的功能将被其上一行(右一列)的细胞所代替,即当一个细胞出错时,细胞所在行(列)上移(右移)到一个备用行(备用列)来代替它当前的工作。 
  2. 细胞取消策略。在细胞取消中,用备用细胞代替故障细胞分两个阶段。当某一行的出错细胞数超过备用细胞数时,整行被取消,行细胞上移,用备用行取代出错行的功能。 
  (三)胚胎型仿生硬件实现容错的流程 
  胚胎型仿生硬件容错的流程为: 
  (1)根据设计需求选择器件,确定硬件设计方案; 
  (2)以电路结构及有关参数等作为染色体进行编码,按照进化算法的进化模式对系统进行进化操作; 
  (3)一般以电路的功能与预期结果的符合程度作为个体的适应度。根据给定的输入条件或测试集,通过基于电路模型的仿真测试或实测计算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适应度; 
  (四)胚胎型仿生硬件内部错误检测机制 
  错误检测是胚胎型仿生硬件实现容错的前提,本文在此着重研究针对细胞故障的错误检测机制。 
  基于细胞功能单元的三模冗余与多数表决器电路实现是硬件容错常用的冗余容错策略。 
  多数表决器判断输出多数细胞模块的信号,但并不能判断出具体哪个细胞出现了错误,也就没法启动对出错细胞的重启动或重构来修复该细胞。为了能检测出错细胞的具体位置,从而修复该细胞,进一步提高三模冗余的可靠性,需要设计相应的差错检测器。 

作者  | 2013-9-19 23:45:29 | 阅读(103) |评论(0) | 阅读全文>>

[置顶] “对价”是法治国家的“治理术”

2015-2-25 22:17:00 阅读151 评论0 252015/02 Feb25

 宪法人本主义精神确定了宪政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因为,一切宪法上的权利、利益在法律上都只能是"自由"。因为,自由是人类社会一切创造性的来源,所以,宪法要保护个人的自由并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宪政的社会发展目标最终依赖整个社会成员自由创造力的高度和普遍提高来落实。个人自由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永不停止的、无穷的动力来源。
    但,宪法上的自由仅仅具有"宣示"性质。宪法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取决于宪法实施过程中发展责任怎样分配和怎样安排。如何在平等、自由的个体之间进行公平的分配发展责任(包括财产责任、科学作品和文学作品生产责任、教育责任总之精神生产责任和物质生产责任)来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法律价值及社会正义的目标?在宪法权利"宣示"的条件下,个人自由仅仅是"选择自由",公民可以选择承担社会发展责任,也可以选择不承担社会发展责任。如果公民选择不承担社会发展责任,宪政发展目标就无法实现。因此,必须设立立法原则,制定相关法律体系,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分配发展责任并强制执行法律,才能使宪政发展责任落实。
    在宪法权利的宣示下,落实宪法权利必须建立几个基本的立法原则:第一,尊重每个社会成员的个人独立、平等和自由,包括尊重个人的消极自由;第二,任何制度安排的责任分配,不能使社会成员的自由受到实际损失;第三,在不使任何人财产损失的前提下,分配责任和负担来实现改善每个人的状况而使每个人至少不会变得更糟。上述原则是宪法权利保障的"内在要求"。宪政实施不能以违反宪法精神为代价。宪法权利保障也不能以牺牲公民的宪法权利为前提。这是宪法实施的前提条件。
    如何满足上述立法原则又能有效的分配社会发展责任?
    "对价"是最有效的施政技术和施政方法。
    
    一、"对价"的本意是允诺合同的效力原则
    
    "对价(consideration)"原本是英美契约法上允诺合同的效力原则。允诺合同无"对价"无效。在个人之间的关系上,它是指换取某一允诺的代价,即:我为你允诺是为了换取你对我的允诺的承诺。"对价"作为允诺制度的效力原则,表达了人与人之间同时生效的相互允诺关系。
    "对价"是公共资源私人占有冲突的解决的方法。任何社会发展责任都必须依赖对公共资源、国家资源、社会资源的经营生产进行管理和安排。可是,从逻辑上来说,公共资源是平等个人之间的公共财产。任何个人占有本应属于每个人平等占有的公共资源的正当性都不存在。但,任何生产都是"单个人"进行的、"具体生产",没有抽象的社会生产。因此,只有使用"对价"的方法,才能解决公共资源私人占有冲突和矛盾的博弈:宪政通过颁布法律,宣布先占人先得,并通过保障个人劳动所得归个人的财产权归属原则,来分配公共资源使用的增殖责任。从宪法权利角度看,"对价"实际上是以个人"选择自由"为交易的标的在社会成员之间签订社会契约:先占人获得先占资源、承诺利用先占资源提供更多的选择自由为他人提供更多的资源使用机会,使公共资源私人占有获得正当性。只要不使任何个人受到损失,并公平的提供平等的选择机会,发展责任就能够公平的分配。在该社会契约中,国家通过制度安排为每个人提供了平等的"制度承诺":凡是让度了选择自由的人,都能够获得选择自由增加的回报;凡是获得了让度选择自由而行使了积极自由的人,其财产权获得强制保护;凡是先占人必然会为让度人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自由作为回报。"对价"作为自由人之间以选择自由为交易标的"社会契约"的效力原则,使该社会契约必须满足如下条件:除非选择自由的交易使选择自由增加,否则,该社会契约会因缺乏"对价"而无效。
    
    二、"对价"是帕累脱最优实现改进的法律条件
    
    宪法基本人权与财产权之间存在价值冲突。在尊重每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国家只能通过立法行为,让自由人之间"选择自由"的让度换取"选择自由"的允诺是"社会契约"来实现"选择自由"的增长。
  从法经济学角度看,这就是帕累托最优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法律条件:在除非使某人的状况恶化否则不会使另一方的状况改善的情况下,任何制度安排不会使个人比之前的状况变得更糟。因为宪法保障的自由仅仅上"选择自由",该选择自由使发展责任无法公平分配:在宪法权利平等受保护前提下,公平分配发展责任成为"博弈僵局"的帕累脱最优,只能通过制度安排改变博弈僵局的状态,才能落实发展责任。因此,国家产生明确的立法责任:在自由人之间以选择自由为标的进行符合对价的允诺:让度消极自由换取积极自由的实现。因此,以"选择自由"为标的的社会契约必然带来平等主体之间"选择自由"成倍数的增长。任何进一步的制度安排都只能使个人选择自由增加而不会变得更之前更遭。这就是市场自由交易中自由与自由交易的"对价机理"。选择自由就是市场机会的提供。充分的市场机会是市场自由和财富增长的保障。在市场中,选择自由的增长就是财富增长机会的增加,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财富本身的增长。市场机会是市场竞争中最稀缺的资源。
    "对价"因此使法律成为"激励机制"有效运行的法律条件。该激励机制只要满足"对价"的条件,就能够正常有效的运行。科思定理揭示的"产权清晰"理论并不是激励机制有效运行的"发动机"。"对价"才是法律作为经济运行的激励机制的"发动机"和"发动机"不断运行的充分必要条件。缺乏"对价"的产权归属会产生不公平的社会分配的后果。"对价机制"是市场运行、发展的奥秘,其中包含了个人繁荣和社会繁荣、民族繁荣的"玄机"。
    
    三、财产法是国家允诺强制保护的、符合"对价"条件的"社会契约"
     从这个角度来说,自然权利的财产权是国家"确认法"的形式保护劳动成果权利,"制定法"、"许可法"上的财产权是国家通过制定法经过自由人之间以财产自由的选择自由为标的、符合"对价"的、相互允诺的"社会契约"。该社会契约因为以财产自由的选择权为交易的标的,因此,除非国家立法使自由人的财产自由增长并使每个人的财产自由不会比财产自由选择前的状况变得更糟,否则,该制定法上的"社会契约"就因缺乏"对价"而无效。在制定法上的财产权"创制"过程中,国家作为社会契约的一方作出允诺:国家允诺强制保护各方的对价条件并使各方允诺兑现而使整个社会财富增长来换取国家发展责任的落实。
    "对价"因此成为宪政国家对公共资源私人占有的生产进行制度安排的的立法原则。国家发展责任、社会福利增加的责任、个人自由发展的责任都得到了落实,"对价"是一个多赢的机制。在落实宪法权利的过程中,除非使财产自由、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增长而至少不会变得更糟,否则,国家制度安排因无对价而缺乏正当性,并必须接受违宪审查。违宪审查是监督宪法实施的基本制度保障。
    四、"对价"与法治国家的基本法律架构
    "对价"因此成为法治国家的"立法原则"。"对价"奠定了法治国家的基本法律架构,不仅使国家行为、社会行为、个人行为同时具有正当性,也使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司法机关、检察机关等的设立及职责也都具有了正当性。
    
    "对价"过程确立了私法原则和法律精神。1、个人自治原则。既然个人自由是一切创造性的前提,国家要尊重个人自治的原则。 "个人的独立自由"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它不仅是产权交易的前提,也是社会生产具有永久生产动力的最小生产单位。2、保护私人财产权原则。既然国家将公共资源增殖的责任分配给选择了积极财产自由的人,国家就要保障个人的财产权神圣不受侵犯。保障个人创造性劳动成果归属劳动者,并不受任何侵害。不仅不受他人侵害,更不能受国家的侵害和行政机关的任意掠夺。经过立法层面的对价后,产权清晰是个人生产行为持续激励的正当条件。3、法律至上原则。国家通过宪法权利的衡平对价而设立的法律规则,必须具有至上性。否则,宪政的发展目标无法实现。该"法律至上"所指的法律,是指经过立法者的价值选择、立法者在自然状态下规则、习惯的取舍中,经过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对价"后国家通过立法行为"确认"、"制定"、"许可"并受到国家强制力保护的规则体系和法律规范。立法、司法、执法机关都必须严格的执行法律。规则一旦确定,必须具有至上性,国家必须兑现国家强制执行的承诺。任何个人包括行政机关甚至立宪者、国王,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否则,法律的价值和社会功能就无法实现,宪政的发展责任也无法落实。经过"对价"的法律如果不具有至上性,还意味着各方允诺不受对价的约束,将会出现整个社会普遍性的信任危机、信用危机。4、合同自由原则或契约自由原则。合同自由或贸易自由是自由人之间以财产为标的的财产权流转。个人自由的增长,通过个人之间的不断进行的财产权交易为尺度的。个人交易自由是个人繁荣的条件。个人繁荣是国家繁荣、民族繁荣的条件。尊重个人交易自由,就是最大限度的保障社会财富增长,并实现个人财富增长的多重价值。5、劳动创造价值确定归属原则。按照诚实信用原则,法律保护个人创造性劳动成果归个人所有。财产法制定过程必须满足"劳动所得归属原则"和"付出和回报之间要等价"的原则。个人仅对自己劳动所得拥有财产权,不能获得更多或更少。个人获得更多将对其他社会成员不公平,获得更少将对劳动者个人产生普遍的"道义债务"。6、"对价"也产生了对国家机关、权力机关的权力制约与制衡的要求。
  五、"对价"与社会正义及社会主义的目标
    
    "对价"作为法治国家的立法技术、施政技术,是以社会实质正义的分配为最终目标的。因此,"对价"要求国家在立法过程中,不断平衡实质正义、形式正义、实质公平和形式公平、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之间的关系。负责任的政府要对社会实质正义负责。在这里,传统财产法的"形式正义"仅是国家控制社会、分配正义的一种形式和一种手段。社会公平正义最终要通过实质正义的分配为尺度。是否以实质正义为目标,引导社会发展进程是"有为政府"与"无为政府"区别的标志。国家的理性责任是在宪政立法原则层面掌握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公共财产与个人财产、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最大化之间的"对价"与"衡平",解决公共财物私人占有经营过程中的财产权确权原则:除非为了社会整体利益的增长并不能使任何人的自由状况标得更糟,否则,国家通过制度安排使某个人让度自己的选择自由保障另外一部分人的自由实现就没有根据。
    
    "对价"有效的协调了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冲突。"对价"是实现公平和效率的最有效的原则。"对价"使公平和效率之间的价值选择成为一个不断取舍和选择的过程,并通过效率而实现公平。"对价"也协调了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的关系,有效的分配了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国家保障责任使每个公民都具有基本人权受保障的权利。但,在市场自由中,国家只能通过法律提供形式上的平等,包括机会平等和条件平等,为每个人发挥创造性才能提供激励机制不断运行的规则体系。除国家基本保障外,市场经济下的分配按照自由市场的规则运行。个人获得多寡是个人行使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从"对价"的立场看, 实质正义的实现是每个人按照符合自己本性的方式从事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按照符合自己本性的方式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能够在社会生活中自由的选择从事符合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就是个人权利得到的最有效的保障。
    
    社会正义的最终实现和社会主义宪政目标取决宪政不断在冲突价值中进行对价与衡平。宪政最终以个人权利为核心完成整个政治秩序的构建。通过个人福利最大化实现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通过促进和保障个人生产能力的增长而实现整个社会生产能力普遍的提高、通过促进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来实现整个社会成员的高度发展,这就是宪政的"科学发展观"在法律上的内涵。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就是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宪政的制度目标,只要坚持"对价"并实现对价中的衡平的立法原则来构建整个法律体系,使整个法律体系符合统一的对价原则和衡平原则,就一定能够有效的分配公平和效率,就一定能够符合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宪政希望建设最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

作者  | 2015-2-25 22:17:00 | 阅读(151) |评论(0) | 阅读全文>>

 在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和WTO缓冲期2006年届满后金融业进一步开放的推动下,我国金融机构近些年明显加快了探索建立“全面风险管理(长效)机制”的步伐。现代风险管理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内部控制机制、对冲机制和经济资本配置机制。这三大机制的有机结合正是风险管理提升金融机构价值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国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建设的基本模式。
  
  一、内部控制机制
  
  如果将控制理解为对目标实现过程的管理,而把风险理解为结果对目标的偏离,那么,内部控制显然是金融机构历史最久的风险管理机制。只要开展业务,就必须设定目标,而由于种种风险因素就会有不达标的可能,而业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通过各种控制活动保障目标的最终实现,这些控制活动主要表现为与业务管理密切融合的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监督活动。因此,内部控制与业务管理活动实际上是融为一体的,业务管理部门承担着内部控制的首要和直接责任,而审计部门则负责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评估和监督。内部控制覆盖金融机构所有的人员、部门、分支机构和所有的业务线路及其全部流程,甚至负责内部控制本身的管理人员和审计部门也应该受到相应的监督和控制。目前国际上关于内部控制的经典文件是COSO委员会1992年发布的《内部控制――综合框架》(COSO,1992)。该文件将内部控制正式定义为一个依靠包括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员工共同参与,保证公司经营活动的有效性和效率、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对法律规章制度的遵循性三大目标实现的过程。同时,该文件还提出了与管理流程相融合的有效内部控制体系的五个基本要素: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监督。
  有效的内部控制必须以良好的公司治理为基础,而且内部控制本身,包括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在内,也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由于公司治理是关于金融机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股东、经理和债权人之间责权利基本关系的安排,其基本结构决定了金融机构对风险的承担和管理以及相应风险收益的分配和管理激励,从而对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整个风险管理体系起到基础性的决定作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最近公布的《加强银行机构公司治理》(Basel,2005)的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指出:“良好的公司治理应该给董事会和管理层提供恰当的激励去追求与公司利益和股东价值相符的目标,而且应该有利于有效的监督”,“无论法律和监管制度的国别差异如何,也无论银行采用何种公司形式,只要确保以下四个方面的监督机制发挥作用就可以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董事会或监事会的监督、不参与日常业务经营的个人监督、独立的风险管理和各业务领域管理线路监督以及合规和审计部门的监督。”金融机构治理结构的缺陷将导致内部控制从根本上失效,而有效的内部控制则是良好公司治理的重要表现。在金融机构治理结构中,董事会、高层经理、审计部门等对内部控制的相关责任的明确至关重要。
  与内部控制有密切关系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是近几年在全球金融业兴起的操作风险管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2004)首次正式将操作风险定义为“由不足够的或失败的内部流程、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所导致损失的风险”。内部控制和操作风险管理在内容、对象和范围上基本相同,不同之处主要在于管理手段和方法。内部控制活动主要表现为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监督,尤其是审计手段的应用,而操作风险管理除了重视内部控制手段外,还采用风险计量、定价、经济资本配置和对冲等与市场和信用风险管理相似的方法。在准确计量的基础上对操作风险进行合理的风险定价可以使金融机构所承担的操作风险在产品和服务价格中获得补偿,对各业务部门实施针对操作风险的经济资本配置可以为业务部门加强内部控制降低操作风险提供合理的激励,也可以通过资本限额使得金融机构回避或退出操作风险较大的业务领域,而所谓操作风险对冲主要是指通过购买保险和相关业务外包将操作风险转嫁给其他机构。
  
  二、对冲机制
  
  在西方金融市场上,尤其是对于从事市场交易和金融工程的人而言,对冲成为了风险管理的代名词。在西方金融教科书(如Stulz,2003:Hull,2003)中,对冲通常被定义为运用衍生产品等金融工具来降低金融机构对某一风险要素的风险暴露。这些衍生产品尽管通过金融工程的创新变得复杂多样,但从对冲风险的基本方式上看可以分为期货(或者远期)类对冲和期权类对冲,前者因对冲损益与基础资产价格呈线性关系而被称为线性对冲,后者则被称为非线性对冲。对于整个金融机构而言,除了利用市场中的衍生产品外,还可以利用金融机构各项基础交易中在同一风险要素影响下损益变化方向相反因而具有对冲效果的交易来进行所谓的“自动”或“自然对冲”(Auto-,Natural-Hedging)。例如,利率和汇率变化对于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影响就具有自然对冲效应,保险公司年金业务和寿险业务对于死亡率精算风险具有相互对冲的效应,做市商买进和卖出交易之间也具有风险对冲效应,等等。
  运用衍生产品对冲风险实质上是以直接交易风险的形式转嫁风险,这种风险转嫁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这种成本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以期权费和保险费为代表的直接的费用支出,另外一种是期货或远期交易中以盈利机会的丧失为代价来换取损失可能性的消除。因此,对冲风险是降低和消除风险的有效手段,但是,金融机构在降低和消除风险的过程中也相应降低或失去了该风险因素带来的盈利机会。这也正是风险交易中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这一市场规律的表现。相对于市场对冲而言,金融机构内部基础交易之间自然对冲的成本低,主要来自于对基础业务进行必要调整的代价。因此,金融机构要尽可能发现和利用业务调整代价不高的内部对冲机会,在充分运用自然对冲之后的剩余风险才转向市场对冲。
  金融机构并不能也不应该对冲所有的风险。所谓“不能”是指利用市场对冲风险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风险要能够量化,进而能够定价,要有相应的对冲工具和交易对手。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金融机构三大风险要素中,市场风险对冲发展最早最快,到了20世纪90年代信用风险量化技术和信用衍生产品、资产证券化和贷款销售等信用交易产品获得一定发展以后,对冲才成为金融机构管理信用风险的重要手段,而操作风险受量化困难的阻碍,除了一些传统的保险交易和具有对冲性质的业务外包以外,至今市场对冲手段也非常有限。所谓“不应该”是指对冲风险是有选择的。金融机构与一般企业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承担和管理风险是其最根本的盈利来源。从事生产和贸易的一般工商企业最根本的盈利来源和核心竞争力主要来自于其优势资源、生产技术和客户体系等,尽管其中风险不可避免,包括原材料和产品价格波动风险、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以及操作风险等,但是,这些企业由于并不试图从承担这些风险中获取盈利,因而都可以选择对冲,尽可能将这些风险降低。然而。金融机构却并不能这么做,因为其存在的理由和基本的经济职能就是承担和管理经济体系中的各种风险,并从中获取风险溢价。完全对冲风险(如果可能的话)将使得金融机构失去盈利机会和市场地位。因此,金融机构必须在其资本金承担能力的范围内选择承担自己擅长管理的风险,最终通过对产品的风险定价机制从客户那里获得价格补偿和回报。
  Schrand&Unal(1998)的研究表明,从整个金融机构风险配置的角度看,对冲有时会成为金融机构增加而并不是降低整体风险承担水平的手段。金融机构在业务经营中面临相互捆绑在一起的多种风险因素,即期市场往往难以独立将这些风险因素分离开以便金融机构选择承担或规避,从而影响到金融机构对该项业务的整体并展,而利用衍生产品对冲某些风险却可以将原来捆绑在某一业务中的多种风险因素分解开,进而更加有利于金融机构选择承担其所擅长管理的风险。因此,对某些具体风险因素进行对冲以减少对该风险因素的暴露,从金融机构整体看却更加有利于对目标风险因素的承担,进而从整体上提升风险承担水平,相应增加盈利机会。
  
  三、经济资本配置机制
  
  长期以来,人们熟悉的资本概念来自“资本:资产-负债”这一基本的会计模式,无论采用账面价值法还是市场价值法,会计模式下的资本概念本质上反映的是股东对公司价值的剩余求偿权(Residual Claim)。与此不同,经济资本的概念是基于资本对风险的意义而提出的。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是任何公司都必须以其股东的资本来承担各项风险,任何损失都必须首先由股东的资本来吸收,而当损失超过资本时,公司应该破产清算。资本作为企业在事后吸收损失的资金来源构成了在事前承担风险的资源和底线,即资本约束(Capital Constraint)。因此,从资本对风险的经济意义上看,资本概念反映了公司整体上可承担的风险,或者说为防止这些风险汇总在一起可能导致公司破产所需要的股权资本。即“经济资本=公司整体风险”,经济资本也因此称为风险资本,通常被定义为公司为了吸收一定置信水平下的非预期损失而应该具备的资本金,数量上等于公司整体损失分布中给定置信水平的在险价值(Valueat Risk,VaR,)(Crouhy等,2001)。
  相对于反映股权价值的会计资本概念而言,反映机构整体风险的经济资本概念对于金融机构管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经济资本问题将风险管理和资本结构以及资本预算三大公司财务问题结合起来,使得风险管理成为金融机构管理和决策的核心,也使得金融机构更加明显地体现出其经营和管理风险的企业本质。风险管理与资本结构的结合反映在金融机构是否具有足够的经济资本以应对整体风险,即资本充足性问题;而风险管理与资本预算的结合则反映在将有限的经济资本在整个机构的范围内如何分配给各个部门、业务单位和产品项目,以实现最大效率利用稀缺和有成本的资本资源,即经济资本配置问题。
  经济资本配置在技术上主要表现为通过经风险调整的资本回报率(Risk Adiusted Returnon Capital.RAROC)来进行投资和风险决策(James,1996)。所谓RAROC是指某一项投资的预期回报与其所占用金融机构的经济资本的比值。这里的预期回报是对投资的预期总收入进行一些必要的扣除(包括融资成本、管理成本和预期损失)后的余额,本质上反映投资的风险溢价。这里的经济资本是该项目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贡献(Risk Contribution),即金融机构因投资该项目整体风险VaR值增加的量。RAROC的基本思想是将投资的收益与风险结合起来考察,衡量的是投资给整个金融机构带来一个单位的风险(或说消耗一个单位的经济资本)所能够带来的预期收益,反映该投资的风险和资本利用效率。RAROC被用于资本预算时,候选项目的RAROC与预算过关率(Hurdle Rate)相比较,超出的项目表明风险收益匹配状况达到要求而获得预算许可。利用经济资本进行投资决策的另一种形式是风险定价,即对于无法对冲的风险(如贷款信用风险),金融机构在最终产品销售(如贷款)时将承担风险的成本以资本费用(Capital Charge)的形式反映在产品价格(如贷款利率)之中,从而获得补偿,即,金融产品的风险定价=融资成本+管理成本+预期损失+资本费用,其中,资本费用=机构平均股权成本×该项目经济资本。这样,对于风险较高的业务,由于经济资本占用较多,资本费用较大,其风险定价相应较高。
  除了用于上述事前决策以外,经济资本配置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将风险概念引入事后的业绩衡量和薪酬激励,即所谓的经风险调整的业绩衡量(Risk Adiuste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RAPM)机制,实现事前硬性的风险限额管理和事后柔性的薪酬激励管理相结合。与资产回报率或资本回报率等传统的业绩衡量指标相比,RAROC将投资的风险和收益结合起来,对回报进行了风险调整,不仅反映了收益来自风险承担的投资理念,而且更加合理地反映了投资的业绩和利用风险的效率,从而为风险承担和管理提供合理激励,促使投资者在进行业务决策和管理时更加关注风险和资本效率。另外一种采用经济资本衡量业绩的常见形式是衡量项目的“经济利润”,即预期回报减去资本费用后的差额。由于资本费用等于该项目占用的经济资本乘机构整体的平均股权资本成本,经济利润反映了股东在要求补偿投资所占用资本的机会成本基础之上的价值增加要求。以此为基础的业绩衡量和薪酬激励将股东和管理者的利益结合起来。有利于降低金融机构的代理成本。
  此外,经济资本配置还推动了全面风险管理的发展、组合管理和内部资本市场理论在整个金融机构范围内的应用。金融机构的整体经济资本对风险的计量范围覆盖金融机构所有的产品、业务单位和地理区域以及所有风险因子,尤其是采用VaR这种具有统一风险单位的风险计量方法,使得不同的风险因子、不同的业务部门和分支机构的风险水平得以相互比较、汇总和交流,从而使得金融机构可以在各个管理层次上,从单个产品到产品组合,从业务部门到分支机构,从营业网点到地区总部直至整个机构,都可以进行经济资本的统一计量和配置管理。同时,经济资本配置以计量产品或业务单位对整个机构的边际风险贡献为基础,考虑了风险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与现代资产组合管理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Stulz(2003)在对依据风险配置经济资本的过程的分析中提出了产品或业务单位的“现金流B”的概念,即业务单位现金流与公司整体现金流变动的协方差除以公司整体现金流方差的商。James(1996)和Perold(2001)也认为,经济资本配置使得现代金融机构的运行本质上相当于一个内部资本市场机制。
 四、三大机制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三大机制的发展反映了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现代机制发展的基本历程
  
  内部控制、对冲和经济资本配置作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三大机制在发展上反映了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由传统走向现代、由控制走向优化、由执行过程走向决策制定、由艺术走向科学、由分割管理走向整体和全面管理的历史进程。内部控制尽管在1992年才有了COSO报告给出的被广泛接受的经典定义和基本框架,但它显然是金融机构管理风险历史最为悠久的传统方法。而对冲机制尽管数百年前就已经被商业机构发现和应用,但是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放松管制和金融自由化,尤其是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制度的实施和80年代美国利率管制的解除以及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加之1973年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为直接风险交易定价带来的理论突破,以金融工程为代表的衍生产品交易技术和风险对冲才开始成为金融机构管理风险的重要机制。经济资本配置的发展则是以1994年美洲银行开发出基于RAROC的资本配置和业绩衡量系统为标志,因其在全面风险整合管理和将风险管理与投融资决策和业绩衡量相融合方面的突出作用。这一机制最近10年受到西方各大金融机构的青睐,迅速发展成为现代风险管理的最新代表。
  
  (二)三大机制在管理风险的方法和手段上相互支持和配合
  
  内部控制覆盖包括对冲和经济资本配置在内的金融机构所有业务和管理活动,并为这些活动的有效执行提供基础性的保障。以对冲为例,尽管对冲和投机乃至赌博在理论上有本质区别,但实践中往往只有一步之遥,甚至模糊难辨,因为,对冲是两笔交易的组合,是对冲交易与基础交易风险的冲抵,一笔衍生产品交易之所以可以成为降低风险的对冲交易是因为该金融机构已经存在基础交易带来的风险暴露,如果该笔基础交易不存在,该衍生产品交易就实际上成为了以承担风险获取收益为目的的投机交易甚至赌博交易。因此,运用衍生产品对冲风险的交易需要严格有效的内部控制的支持和保障,内部控制缺陷往往导致公司的衍生产品交易具有由对冲风险转化为投机和赌博的极大的操作风险,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破产事件和2004年我国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巨亏事件就是典型的例证。当然,内部控制远不是现代风险管理的全部,金融机构也不能仅仅依赖内部控制机制达到现代风险管理的最终目的。即实现金融机构的价值增长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COSO报告(1992)明确指出,内部控制的局限性主要在于以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内部控制活动本身并不能将低水平的业务管理转变为高水平的业务管理。
  对冲机制是现代风险管理的重要机制,但对冲机制所解决的问题仅仅是提供降低风险的合适手段和方法,主要是站在交易员角度关注对冲的实现工具及其定价问题,因而往往被称为“交易员风险管理”(Trader Risk Manage-ment),而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站在整个金融机构价值增长的角度看对冲对象的确定和对冲程度的大小的问题。然而,这个在逻辑上理应先于对冲工具设计和定价的问题却是对冲机制本身不能解决的。这一类问题正好是经济资本配置所要回答的问题。因此,对冲为经济资本配置的实现提供操作手段,即剥离和转嫁风险的手段,而经济资本配置站在整个公司的角度为对冲提供了目标和依据,被称为“公司风险管理”(Corporate Risk Management:)。
  经济资本配置机制与内控机制显著不同的一点是对金融机构决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不同。以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内部控制,对金融机构决策所产生的影响主要在于决策的过程和内容是否合规以及决策制定后能否正常实施。显然,这种内控机制对决策本身(包括资本预算、资本结构以及对冲风险决策等)是否合理、是否准确、是否可行并不直接产生影响。对决策内容的正确性缺乏有效作用正是通过内部控制实现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重要局限性所在。相比之下,经济资本配置却直接融入金融机构至上而下的各项投资和管理决策之中,将风险管理从内控的决策过程控制延伸到决策内容本身,从而弥补了内部控制的不足。正如普华永道和EIU2002年公布的一份名为《经济资本:处于管理风险和价值的核心》(PwC/EIU,2002)的联合调研报告表明,“近些年来,经济资本系统已经日益成为金融机构决策的核心。”
  
  (三)三大机制在管理风险的内容上相互补充
  
  Oldfield&Santomero(1997)从管理的角度将金融机构的风险分为三类:一是可以通过简单的业务管理就可以消除和避免的风险;二是可以转嫁给其他参与者的风险;三是在整个机构范围内积极管理的风险。从上述分析的风险管理三大机制看,内部控制机制主要用于管理第一类风险,对冲机制用于管理第二类风险。经济资本配置机制则适用于管理第三类风险。因此,有效的内部控制并非要消除一切可能的损失,而金融机构的风险也并非都需要用内部控制的手段来解决。从风险管理的效果和效率相统一及金融机构价值增加的角度考虑。不计成本地通过内部控制手段来降低风险并非明智之举。一方面,这与内部控制本身的局限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相对于行业平均水平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成本有关。在保险业和业务外包市场发达的情况下,行业平均管理水平下的风险控制成本反映在保险和业务外包的定价之中。当金融机构通过内部控制手段降低某一风险的成本高于通过购买保险或外包相关业务对冲该风险的成本时,金融机构显然应该选择后者,而非不计成本地采取内部控制手段。此外,对于行业平均管理水平下管理成本很高,甚至不能控制的风险,金融机构也不必不计成本地采用内部控制手段,而是可以采用提取足够的资本金或限制相应业务发展的方式予以管理。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被公认为是集风险管理现代方法之集大成者,该协议基本的风险监管机制及其所倡导的风险管理最佳做法(Best Practiee)也充分反映了一个全面而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对内部控制、对冲和经济资本配置三大机制的统一要求。首先,从内部控制机制看,新协议最大的创新之一在于首次明确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框架,这不仅表现在充满争议的针对操作风险的计量和资本要求,还表现在作为新协议重要的附属文件《关于操作风险管理和监管的良好做法》对银行提出了全面、具体而严格的操作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要求,并成为希望采用自主性较强并具有监管资本优惠的高级监管资本计量法的银行不得不满足的制度标准。其次,新协议对对冲机制的要求和鼓励反映在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甚至操作风险的监管资本激励机制之中,对于这三大风险,无论是采用传统的担保对冲信用风险和购买保险来对冲操作风险,还是购买复杂的衍生产品,包括信用衍生产品,只要是用于风险对冲,针对被对冲风险的监管资本要求都会得到相应的降低。最后,对于经济资本配置的鼓励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新协议所实施的监管资本要求无非是站在监管者角度、依据风险配置资本的行业统一要求,尽管其利益出发点不同,但与经济资本配置利用资本对风险的反映和要求来强化风险管理的基本宗旨和机制是相同的.更重要的是,新协议在较高级的监管资本计量公司中采纳银行用于经济资本配置的内部评级数据(如违约率和违约损失率)和其他内部模型,并通过监管资本优惠的方式鼓励银行采用这种高级计量法,反映了监管资本向经济资本靠拢的原则和监管当局利用外部监管资本要求促进内部经济资本配置的意图。当然,银行要采用这些具有监管资本优惠的高级内部评级或模型方法就必须到达上述操作风险管理的制度要求,这也充分反映了新协议对内部控制机制和经济资本配置机制相互补充的认同和重视。
  
  五、基本结论和建议
  
  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现代机制的整体框架是内部控制、对冲和经济资本配置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三大机制在发展上相互承接,在技术上相互支持和配合,在内容上相互补充,共同实现金融机构价值增长和核心竞争力提高的根本目标。内部控制以公司治理为基础,注重金融机构整体风险管理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和文化环境,对冲是剥离业务中的各项风险并在机构范围内实现风险配置的重要技术手段,而经济资本配置则从机构整体上考虑所有风险因素。从风险收益平衡和公司价值增长的角度将对冲、投资和融资决策以及事后的业绩评价和薪酬激励结合起来,从而使得风险管理突破内部控制的局限,进入了金融机构决策的中心。
  在股份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推动下,“全面风险管理(长效)机制”的建设已经成为我国金融机构改革的中心工作。显然,“长效”应该长到能够应对面向国际市场和竞争的改革和开放带来的变化,即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挑战,尤其是在当前我国金融机构海外上市取得重要进展,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在我国银行业正式实施也已经有了明确的日程安排的情况下,任何所谓“全面”和“长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的建设都必须建立在内部控制、对冲和经济资本配置三位一体有机结合的现代框架基础之上。首先,针对我国金融业目前操作风险突出的现实,要充分重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基础性作用,利用股份制改革的契机,强化风险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其次,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不断深化,尤其是利率自由化、汇率机制改革、银行和保险公司进入资本市场、原油等原材料国际国内价格波动幅度加大的形势下,发展衍生产品市场,培育对冲机制对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现代机制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最后,鉴于我国主要金融机构规模大和业务综合性强的特点,这些大金融机构应该借鉴国际经验积极开发具有内部资本市场性质的经济资本配置体系,建立起统一的风险管理框架,包括统一的风险政策、统一的组织架构、统一的风险计量和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从而提高整个金融机构在风险环境中的决策水平和竞争能力。

作者  | 2015-2-4 21:57:49 | 阅读(132) |评论(0) | 阅读全文>>

资源配置与生产效率分析

2018-5-20 23:09:36 阅读1 评论0 202018/05 May20

 西方主流经济学框架下关于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主要集中于金融体系是如何通过克服市场摩擦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种摩擦包括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在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框架下,Debreu(1959) Arrow(1964)较早认为,金融系统有助于改善信息不对称(Diamond1984)和减少市场交易成本。通过金融系统的调节作用,如调配储蓄,传递有用的市场信息以及监管治理结构,企业可以实现更有效率的投资和产出。同时,金融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得到了提升。

  相反,按照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经济学的框架,金融系统的另一个重要功能——信用创造,被认为是金融发展的生产效率。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认为金融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内生的,金融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在市场中创造货币和信用(Davidson2002;Lavoie19842006;Palley1996)。金融系统为满足公司的投资需求创造信用,将会把储蓄分配到公司和家庭之中。信用的有效发展提升了金融系统的产出效率,这种从投资到储蓄的信用创造过程与主流框架恰恰相反。

  金融系统的两个核心功能可以加以区分:在主流框架下是配置效率,而在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框架下是产出效率。其实客观来分析两者,这两个框架并不矛盾,因为他们关注的是金融系统功能的不同角色:配置效率关注“金融的质量”(定性视角),而产出效率关注“金融的数量”(定量视角)

  一、配置效率:定性视角

  从早期Schumpeter(1934)以及GurleyShaw(1955)的研究开始就主张发达的金融体系会推动经济增长更加迅速。基于索洛模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也认为推动金融系统发展与实际部门增长有两个基本渠道: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一般解释为索洛剩余)。资本积累的来源是调配和聚集储蓄。通过调配的方式,金融系统为企业提供资金并促成其运用新技术完成有效的投资项目,这将提高企业创新和更高经济产出的可能性。定性视角的研究表明,金融系统发展提高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但是由于市场不完善的存在(GreenwoodJovanovic1990)降低了金融服务的质量,金融系统必须发展新的金融技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水平。

  很多学者从金融系统的制度视角开始他们的分析研究。MertonBodie(1995)指出金融系统的功能和服务比金融结构要更加稳定。到底在经济发展中金融系统所担任的是什么角色,从功能论的角度会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好的理解。根据Levine(19972005)Merton(1992),以及Mert onBodie(19952005)的理论,金融系统所提供的功能和服务可以分成几个范畴,其中,资源配置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功能。具体来看,Levine(1997)首次将基本功能和服务总结归类到四个范畴:聚集和调配储蓄,获取信息和配置资源,风险管理以及监管与公司治理。

  1.聚集和调配储蓄。金融系统的目标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促进并提高家庭和企业拥有的储蓄量。ArestisDemetriades(1993)指 出 ,根 据McKinnon(1973)Shaw(1973)建立的金融抑制模型,储蓄被认为是非生产性资产和寻利存款的混合产物。这与索洛的增长理论中的总储蓄假设相反。索洛的理论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就是储蓄影响市场中可贷资金的供应,并且提高投资水平进而实现经济增长。

  一般认为,一个完善的金融系统可以提高储蓄运用效率。在Levine(2005)看来,金融系统的存在提高了交易效率。储蓄者将自己的资金控制权借助金融系统移交到储蓄机构手中,这个过程减缓了摩擦,不仅在个体聚集储蓄的过程中减少了交易成本,而且降低了储蓄者与潜在储蓄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成本。通过储蓄的调配,个体的金融资源融入到了群体投资当中,为自筹资金项目提供了充足的外部金融资源,直接推动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储蓄的调配是通过借助金融工具来进行的,例如,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或者金融市场(如保险市场)。随着这些金融工具的介入,风险的分散和流动性的提升得以实现。储蓄的聚集也会影响公司的成长规模和速度,因为通过在项目中引进多种多样的投资者,可以抑制生产过程中经济效率的下滑(AcemogluZilibotti1997;SirriTufano1995)

  金融资源的聚集式增加,以及流动性约束的克服和潜在的科技创新,使得资金充足的金融系统,既影响了经济规模,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增长(Bagehot1873/1962;McKinnon1973;Shaw1973)

  2.信息获取及资源分配。MertonBodie(1995)把决策过程中生成有用的信息视为金融体系的潜在功能,这可以帮助人们在投资前判定评估企业财务状况的成本及市场状况。对个体投资者而言:如果资金短缺和无法有效获取、处理和生成有用的信息,将影响投资决策的行为。在没有金融中介存在的情况下,个体投资者必须为获取投资项目信息而付出成本。这一情况表明,当金融体系存在时,个体投资者为省去获取信息的成本,而刺激了金融中介的产生(Diamond1984)。从熊彼特开始,一些经济学家陆续提出,金融体系能够通过收集、处理和生成信息的方式,刺激技术革新,从而最终影响经济增长(AcemogluAghionZilibotti2006;BlackburnHung1998;Galetovic1996;KingLevine1993b;Morales2003)

  3.风险管理。金融系统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是通过交换和集中资源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Levine(2005)曾指出,为了避免信息风险和交易风险,新兴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常常需要借助于风险多样化和集中化的工具。

  此时需要考虑两种相互区别的风险类型:流动性风险和投资失败的风险。流动性风险反映了将资产转变为交易媒介的不确定性。在金融体系中,有多种多样的金融工具可以实现风险的分散和转移,例如债券、股权和活期存款。而这些交易过程往往遵循着这样两个假设:一是,投资者通常不愿意放弃对其储蓄的长期控制权;二是,高收益的项目通常与长期资本流动和投资存在正相关关系。DiamondDybvig(1983)还提出了两个补充假设:第一,个体投资者很难判断其他个体是否受到冲击;第二,受到冲击的个体更愿意在项目获得收益之前收回本金。在这些前提之下,假设没有相应的保障制度,那么就会促进金融市场的形成,从而减少摩擦与交易成本。此外,金融中介机构,特别是银行,可以向个体投资者提供保障流动性的存款手段,从而实现流动性和收益性的均衡。

  另外,还存在投资失败的风险和缺乏多样化的风险。基于高风险—高收益和投资者通常为风险偏好者的逻辑,GurleyShaw(1955)认为,通过引入投资组合,金融体系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投向高收益项目。投资组合理论认为,通过多样化投资组合,可以使得创新项目(通常为高风险项目)的投资实现高收益。如此一来,经济增长不仅可以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而且还能依靠技术的不断创新来实现(AcemogluZiliboti1997;KingLevine1993b)

  4.监管和公司治理。Coase(1937)认为,公司治理是指当个体投资者通过金融市场实现项目投融资时,股权所有者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而对公司管理层施加影响的组织安排。根据StiglitzWeiss(1981)的说法,如果没有公司治理,那么金融市场则无法收集到关于借款方的足够信息,这会导致逆向选择,并且限制储蓄和资本的流动性效率。而监管机制可以让公司的盈利和效率得到更好的保障。

  Diamond(1984)认为,在恰当的金融安排下,金融中介不仅能够减少监管成本,而且可以减少“搭便车”问题。金融中介机构的监管与股权所有者的监管是等效的。公司股票的价格也可以成为评价公司资产和管理层绩效的一个工具(DiamondVerrecchia1982),这样会使公司治理更加有效。

  McKinnons(1973)Shaws(1973)关于金融抑制的论文中指出了在发展中国家更加自由的金融体系对长期经济发展的支持性作用,有关金融和发展的主流理论主要强调了在提高分配金融资源效率时市场原则的重要性,在这些市场原则背后的基本假设是市场摩擦的客观存在,即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的存在,因此他们认为,一个由市场主导的自由的金融发展体系是提升金融功能进而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

  综上,根据Levine(2005)的观点,金融体系的几个基本功能可以被归类为一个总的主要的功能,即配置效率(Levine19972005;Merton1992;MertonBodie19952005)。换言之,金融体系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将储蓄和投资进行匹配。

  二、生产效率:定量的视角

  主流的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可以减少市场摩擦(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从而给各部门带来真正的发展。通过政策制定和拓展金融功能,一个更加成熟和广阔的金融体系可以高效地减少市场摩擦,进而影响经济发展。

  与主流观点不同的是,后凯恩斯学派,例如Davidson(2002)认为上述分析忽略了金融系统的许多其他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信贷的功能以及基础货币创造的功能,而这正是信贷的供给被看做是内生要素的原因(Palley2002)

  将货币视为内生性的观点可以追溯到熊彼特和凯恩斯。熊彼特最先指出货币创造是银行的职责之一,通过发放信贷,银行可以帮助那些高效率的企业使用新的要素组合,即新的技术。凯恩斯在分析产生货币需求的原因之一即融资动机时,特别强调了货币在金融体系中起到的作用。

  而后凯恩斯学派将货币的内生性拓展到了一个更广阔的分析框架之中,这通常被称为内生金融,并被看做是后凯恩斯货币理论的核心观点(Palley19962002;Banchs2006)Lavoie(2006)指出,内生金融基于以下两个假设:一是现实中总是会存在“不满意的顾客”,这就意味着信贷配置可能会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二是金融中介总是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这意味着在储蓄—投资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投资会带来储蓄。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商业周期中的原始资金主要来自于企业投资的意愿。

  Davidson(2002)将信贷供给的内生性理解为“收入导致融资”的过程。他假设公司有着获益的动机:通过增加借款来控制流动资金贷款,从而来应对不断增加的产出带来的更高的成本。假设现有的金融体系总是可以满足企业融资需求的前提下,金融市场会积极回应企业的贷款需求,随之而来的信贷扩张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内生的过程。在短期内,信贷供给的内生性扩张会带来实际收入和价格的增长,一直持续到当市场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均衡产出时,这一轮信贷扩张才会停止。相反,如果企业预期信贷需求会下降,这个过程就会向反方向运行,所以信贷供给就会内生性的减少,使得负债得到偿还。

  Nell(1992)指出,可以通过刺激信贷进而刺激有效总需求的水平来推动经济的增长。Palley(1994)的信贷驱动模型也表达了类似的方法:通过扩张经济体中的信贷总量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上述信贷创造作用的核心就是增加经济体中的金融资源总量。

  而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中金融体系的作用是减少由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摩擦,从而提高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换言之,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储蓄的发生是由于各个部门的个体做出了储蓄的决策;而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观点的内生金融理论则认为,储蓄的产生是由于投资创造了收入(Dullien2009)。投资是通过企业家的意愿被创造的,并且得到了银行信贷的帮助。在这个框架下,分析的对象是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交互关系,并非金融系统本身。因此,在经济发展中金融体系的主要作用是创造市场中的货币和信贷,而不是为了克服市场的摩擦。

  与实际相结合,运用这个定量的观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既没有主流视角下高效的自由金融体系,也没有在经济起飞之前出现储蓄率的增长或者是国际资本的流入,却依然表现出了强劲的经济增长(Dullien2009)。从生产效率的角度分析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发现金融发展的关键作用正是从“虚无”中创造信贷(Herr2010)。当然如果把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能够快速经济增长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完全是信贷创造的结果的话,肯定不具有说服力,因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基础之上,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为目的的,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与他们完全不一样,再加上由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经济、政治、法律与文化制度,因此使用简单的抽象的一般性的经济原则来分析和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自然不会有准确的解释力。

  由Minsky早先提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在很大程度上也被主流经济学理论所忽视。虽然Minsky的假说主要关注的是短期不稳定性(Palley2011),而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的内生金融理论则聚焦的是经济的长期发展,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认为金融是货币信贷和生产性投资之间的一个动态结合。而这一点同样被主流学派所忽视。将金融发展看作是配置效率的观点更多关注的是金融体系本身的发展,即各项金融功能的实现,而不是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在主流学派看来金融发展是静态的、孤立的,而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认为金融和金融过程是动态的、交互的。

  三、比较分析

  1.两个分析框架的区别。为了便于讨论两个分析框架之间的区别,或者说是比较金融体系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功能,有必要对投资资金的来源进行回顾。主流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假设在任何投资活动发生之前,经济体中已经存在着融资资源,金融体系扮演了中介的角色,通过中介能实现这些资源与企业投资活动之间的相互转换。Palley(1994)认为,这个前提条件意味着储蓄资金被转换为可投资的贷款资金,即使出现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市场摩擦,金融机制也依然会保持不变。Arrow(1964)Debreu(1959)则持有不同观点,认为完全市场和充分信息的存在意味着不需要金融机制来提高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并且货币被看做是外生的,因为货币供给是可以被中央银行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进行调节的。Hahn(1981)也认为在这些模型中并不需要考虑货币。基于金融资源是由外生性禀赋所决定的,并且货币供给也是外生性的,金融体系的作用仅仅是帮助减少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而不是创造更多的资源。

  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分析框架强调了信贷供给的内生性。由于货币乘数的存在,金融机制可以为了满足公司的投资需求而凭空创造出信贷。在这个框架下,经济发展可以通过信贷扩张,进而是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而实现。至于金融机制如何创造足够的信贷来满足企业的需求并且刺激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则是体现了生产效率的功能。基于上述两种框架逻辑的动态商业周期。如前文所述,主流学派关注的是资金的质量,而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则关注信贷的数量。

  2.两个分析框架的联系。分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我们可以看出,由于这两者的内涵是不同的,因此应将两者看作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由此对金融体系发展的探讨也可以被看做是对储蓄—投资关系的分析。上述两种效率的区别在于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究竟是储蓄导致投资,还是投资带来储蓄?可以通过对金融发展对储蓄、投资及其因果关系的影响的分析,探究金融和经济发展背后蕴含的机制,进而研究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

  LoLiJiang(2011)认为上述的两种理论模型代表了不同的发展策略,并且它们各自的发展路线是聚焦在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发展的不同方面。一方面,主流的金融发展观点认为,在任一时期内,金融机制可以在给定的资源约束下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理论则强调了主要表现为发放信贷带来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机制对生产率的提高作用。在主流经济学理论标准下的无效金融系统有可能是在其他理论视角下的有效金融系统。Yang(2006)Lo et al.(2011)认为想要理解为什么一个“无效”金融体系可以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例如中国)的关键在于两种效率之间潜在的权衡关系。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金融机制带来的高生产效率的效益大于其配置低效率引发的成本。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金融系统的两个核心功能是有一定的区别,但客观来讲,这两个框架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他们关注的是金融系统功能的不同角色而已。

  四、结论

  主流理论标准下的金融体系发挥作用的过程是在事前努力促进储蓄,选择最有效的投资项目;事中努力实施监督,处理信息与风险;事后努力解决委托代理问题。这是一种被动消极的方式,决定金融体系作用发挥程度的因素是前期储蓄量的大小,最终作用的结果仅仅是减少资源空置,提高利用效率,金融系统对经济的贡献程度是受约束的。而在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的视角下,金融体系发挥作用的过程是在事前创造需求,努力满足需求,事后进行储蓄。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方式,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取决于满足了多少需求,最终作用的结果是创造出了新的资源,为经济增长带来了实质性的提高。

  主流经济学理论标准下的金融体系是在空间上发挥作用。金融部门通过搜集信息,分辨出需要使用资源和拥有闲置资源的人,通过资源配置,将闲置资源分配到需要的人手中,满足不同空间的需求。而在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视角下,金融体系是在时间上发挥作用,通过创造信贷,实现投资与消费的跨时延续,满足人们的跨时需求。因此,只有将这两个分析框架下的不同解释结合起来理解金融系统的功能,才能更加全面深入地考察经济发展与金融的关系,特别是有助于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金融的内在逻辑关系。如果单一地只采用主流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用以指导一国的金融体系建设,而不考虑具体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文化习惯及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肯定会产生错误的经济决策,影响该国的经济发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金融体系建设,更不能完全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事实上方法论的简单照搬往往会忽视中国经济的许多特征,特别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因此我们更需要综合考虑其金融结构、组织制度、经济改革和历史渊源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正确指导我们的改革实践.

 

作者  | 2018-5-20 23:09:36 | 阅读(1) |评论(0) | 阅读全文>>

浅析经济理论的直觉主义逻辑

2018-5-20 22:51:26 阅读1 评论0 202018/05 May20

一、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直觉主义数学体系

  模型的构造是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中之重,而数学是这种构造的基础,我们甚至可以理解没有数学理论保障的经济学模型就是空中花园,因而,对数学理论体系的认识是经济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是贯穿整个经济理论的主干。

  直觉主义是布劳威尔在数学中发展起来的一种观点。在他看来,康德的那种观点,即我们对连续自然数的概念源于时间直觉是非常值得认可的。我们对时间的直觉是指我们对一段时间的理解,这是从先验的包含短暂连续性的经验形式中得到的,而不是从特殊的经验细节那得到的。需要指出的是,布劳威尔接受了康德的空间直觉理论,却拒绝了康德认为的几何是基于我们先验的空间直觉的补充这一主张。他的这一看法,对数学的直觉主义概念的可接受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重要性在于能将自然数视作为心智的一种构造,在后续的运算符的重复使用到0 的确定的方法中产生,考虑一个无限的构造,自然数整数N 是唯一确定的:这不是非同构的构造,每一个都有同样好的表征N 的方法。但一个无限的构造总被认为是一些产生的过程,而不是完全的构造。因此我们不能理解通过柏拉图式的方法量化对这些构造的元素的,当产生一个确定真值的陈述通过逻辑推导和无限多例子的真值的汇总。然而,我们必须通过已经被解释的方法去理解,当产生一个陈述,我们提出一个含有确定的了他的证明的标准。虽然在没有发现可证或不可证之前确定其真值。埚xA(x)的证明将包含产生证明A(n)的自然数n;x A(x)的证明将是可识别的运算当产生对于任意我们所导出的n都有的A(n)的证明。那意味着N 是确定的不意味着它是单一的、完全的、构造的,第一,没有关于如何延伸任意给出的有限分段N 的选择,第二,给出任意数学对象,我们总是充分地识别他是否能够通过连续运算到0 的重复使用而完成,因此它是否属于N

  直觉主义逻辑是阿兰德·海汀为了给布劳威尔的直觉主义数学进行形式化而提出的符号逻辑。海汀的那种形式化包含直觉主义的命题和谓词逻辑、数学和分析,认为所有的逻辑理论都存在于一个大系统中。有关分析的部分,不仅在其本意的解释,而且是形式化的,而不是类似于经典的子系统。这种看法解释了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普遍兴趣的原因,因为它是没有根据的。客观地讲,海汀的形式化部分没有考虑到基本论证中的其他原则,这是不同于数学和逻辑部分的,形式化的语言以及忽视它们本意的解释能从这里提取到它们类似于经典的子系统,其中只有双重否定消除。无疑这是推动很多人去根据这些系统的一个定义特征去思考的原因。

  二、经济理论的直觉主义逻辑的构成和要素

  对于任何的理论体系而言,逻辑构造是必须的,缺少了逻辑构造,任何系统都是有懈可击的,是不完全的。因而,逻辑构造显得极为重要。直觉主义逻辑作为一种非经典逻辑,对经济学理论体系而言是一种新的构造模式,所以,对直觉主义逻辑的研究应该受到重视。

  有关当前直觉主义逻辑形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在于它的构成要素以及形式。毕竟,在进行形式化时必然要涉及到它的要素及其构成。目前,它的形式化描述具体有树状形式和BHK 形式。而树状形式则是达米特等谈论克里普克和贝斯的观点时所概括出来的。一般来说,理解一种逻辑形式,至关重要的是把握其中的逻辑常项。因为逻辑常项可被看成是语句的主要运算符。它的意义主要是通过规定而来。这里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我们已知道什么算作为语句的那种构成的证据。对每个常项的说明都须坚持这一原则,即任何呈现给我们的构造,我们总能有效地识别它是否是给定陈述的证据。

  在直觉主义逻辑中,逻辑常项可被归结为两组:一组是∨,∧和埚;一组是坌,→和劭。这些逻辑运算符与经典逻辑的运算符可相互定义有所不同,它们有独立的构造属性。也就是说,这里更强调的是可确证性。由于在布尔代数中,满足和参与运算的逻辑连接词∧和∨是可被确认的。因此,从证据上看,逻辑常项∨、∧和埚的意义可被概括为:“AB”的证据是任何能算作为A B 的证据的东西,它意味着对A 的确证或对B 的确证已被构造;AB 的证据是任何能算作A的证据和B 的证据的东西,这和布尔代数中AB 形式的公式的值同时满足A的值和B 的值一致,意味着对A 的确证以及对B 的确证已被构造;量项陈述埚xA(x)的证据是对某变量n 来说,任何作为陈述A(n)的证据的东西。类似地,坌xA(x)的证据是对任意的n 来说,能产生A(n)的证据的东西。

  要指出的是,任何只包含常项∨,∧和埚的陈述的证据,都是一个计算或计算的有限集合。例如坌xA(x)的证据是我们能够识别的构造,即计算———当被应用于任意的数字n 时,都能产生A(n)的证据。这样,证据就成为把自然数带进证据的运算。依照这一点,AB 的证据是这样一个我们能识别的构造———当应用于A 的任何证据,它都会产生B 的一个证据。该证据就是将证据带入证据的运算。然而,如果把坌xA(x)的一个证据仅仅刻画成“一个被应用于任意数n 都能产生A(n)的证据的构造”或把AB 的一个证据刻画成“一种将A 的证据转换为B的证据的构造”,则是不确切的,因为当我们遇到一个证据时,我们还无权说能有效地识别它。因此,必须明确:算作为坌xA(x)证据的构造,只在于对每个n 来说,我们能够识别它产生了A(n)的证据;作为AB 的证据,只在于我们能够识别A 的证据成为B 的证据所要求的转变是有效的。

  应特别提到对“劭”这个运算符的理解。劭A 的证据常被看成这样的构造,即当它应用于A 的任何证据时,都能识别它产生了一个矛盾的证据。可这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因为一个“矛盾”常被理解为陈述B∧劭B。这似乎是我们根据“劭”自身来定义劭的。可通过两种方法来避免这一点:一是选择一个荒谬的陈述,例如0=1,来认为劭A 的一个证据是A0=1 的证据。在这里,为了证实直觉主义的逻辑规则,就须允许,给定0=1 的一个证据,就能找到任何其它陈述的证据。这完全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有一套方法,能从0=1 来获得任意数学等式的证据。并从这容易地意识到我们能证明所有的数学陈述。一般来说,如果抛开数学陈述来考虑,那通过合理的推论来从0=1获得每个陈述就不非常明确了。但如存在疑问,则可把它看成这样的规定:我们将把0=1 的任何证据看成是存在的,同时也是任何其他陈述的证据。换句话,当用于原子陈述时,可把劭的含义看成由决定这些陈述真或假的计算程序来给出,然后对任何非原子陈述A 来说,把劭A 的证据定义成AB∧劭B 的证据。这需再次承认,对一个原子陈述B 而言,给出B∧劭B 的一个证据,能找到任何其它陈述的证据。

  三、经济理论逻辑构造的差异化

  对逻辑规则的认识的不同,导致经济学逻辑构造以及形式化的差异化,这种差异化是重要的。因为不同的逻辑形式产生的不同的规则影响了形式化的过程和结论,这样就影响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因此,对不同的逻辑规则的差异化的认识是需要的。

  直觉主义逻辑极其别致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种非标准的逻辑。因此,它和经典逻辑的关系成为当前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很多的探讨直觉主义逻辑的研究都关注过这个话题。例如,颜中军的“论直觉主义逻辑对经典逻辑的挑战”和许颖“试论经典逻辑与直觉主义逻辑系统的排中律”,都涉及到这一点。概括地讲,直觉主义逻辑和经典逻辑之间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两点:首先,对排中律的看法不同。在经典逻辑中,排中律是构成其定理的重要基础。一个排中律公式的有效性断定取决于公式的值,当且仅当关于任何指派的变量都为真。这里的排中律被看成一种逻辑真理,其基础就是经典逻辑所奉行的二值原则。因此,在经典逻辑中,P∨劭P 被作为真理对待的。在这一公式中,无需证明哪个析取项为真的情况下就能确认P∨劭P 的值,因为经典逻辑的二值原则决定了这一析取式成立。直觉主义逻辑则与此不同,它在拥有矛盾律(A(AB))这一经典逻辑的情形下给排中律(A∨劭A)以否定,强调一个公式只有在“确证”成真或证据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够确定其值为真。因此,对于经典逻辑的析取式P∨劭P 在指派任何变量值都为真这一结果来说是不正确的。关于排中律,直觉主义者认为,对于所有的推理式而言,要么得到它,要么得到它的否定这一推理的有效性和确定性是无效的才行。否则,就像布劳威尔认为的那样,排中律是从有穷的情形中抽象出来的,因此没有理由用它来描述无穷的集合。

  其次,否定重言式。在经典逻辑中,重言式是有效的而且是重要的推理式。在这里,P→劭劭P 以及劭劭PP 都是真理,因为推理式否定的否定必然能还原为推理式本身,这是基于非真即假的二值原则而来的。但是在直觉主义逻辑中,重言式是无效的。这种无效与所谓的双重否定的消除有关。在直觉主义的有效推理中,P→劭劭P 可以是有效的,但劭劭PP 并不是有效的,而应被看成是可能的。因为,按照直觉主义规定的逻辑规则,双重否定可以被引入但无法被消除。经典逻辑中的劭P 是对P 的否定,即认为P 为假,而在直觉主义逻辑中劭P 只是对于P的拒绝,这种拒绝并不是对于P 的否定,而是断言对P 的证明是不可能的或当前证明P 的证据并不存在。

  第三,尽管普遍的看法认为直觉主义逻辑和经典逻辑是两种不同的逻辑观点。两者之间更多的是反对关系。但也有观点认为,直觉主义逻辑和经典逻辑并非完全没有任何关联。相反,它与传统逻辑具有密切相关的一些方面,就像敏茨在《直觉主义逻辑简论》中认为的,“直觉主义逻辑可被看成是令人熟悉的、允许从证据形成程序的机械提取的经典逻辑的一部分。”通过简单的λ- 计算,对直觉主义逻辑的程序化解释,由经典逻辑到直觉主义逻辑的负转化,以及自然演绎的规范化,克里普克模型,代数和拓扑语义学,寻求证据的方法等这些环节,就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很多交叉关联。

 

作者  | 2018-5-20 22:51:26 | 阅读(1) |评论(0) | 阅读全文>>

哲学的基本问题与马克思辩证法的三重孕育

2017-11-13 22:02:40 阅读28 评论0 132017/11 Nov13

忽视甚至歪曲黑格尔哲学之于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影响,是造成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直接原因。这集中体现为,以非反思的形式解读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批判。而后者毋宁是在理论思维缺席的情况下,对哲学基本问题采取常识性理解的后果。如此一来,“黑格尔的全部遗产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辩证属性,就沦为经验直观的附庸,从而丧失积极的批判能力。对此,“必须把辩证法同哲学基本问题统一起来,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去定义和解释辩证法理论,真正揭示辩证法理论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不难看出,就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而言,本文提出了互相关联的两方面要求。其一,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黑格尔有关哲学基本问题讨论的继续,因而它是自觉反思思存关系的理论思维; 其二,从辩证逻辑与本体论、认识论之间的统一来看,又意味着辩证法同逻辑学、认识论之间三者一致的关系。鉴于此,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可视为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直接继承。二者唯一的差别在于,马克思实现了辩证法的起点由抽象概念向具体实践的颠倒。此外,作为理论思维的辩证法,又蕴含着通晓思维历史和成就的能力。这就在逻辑与现实两个层面,分别赋予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运动以历史性的内涵。如此一来,具有反思特质的实践性、与理论思维自身的历史性,在自觉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指向。立足于哲学史的维度,这无疑是马克思继承并超越黑格尔思辨体系的关键所在。因此,以思存关系为切入点,凭借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话语互动,对唯物辩证法的解读,就具有确证马克思主义先进性的奠基意义。

  一、概念、实践、反思:作为理论思维的唯物辩证法重温并再现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的巨大影响,是能否准确界定唯物辩证法性质的关键。因此,必须回到问题的源头,从黑格尔思辨体系的语境中,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发轫的契机。而作为精神辩证法基石的抽象概念,以其特有的反思内涵,恰好成为介入黑格尔思辨逻辑的必要起点。这表明,只有从概念性反思入手,才能把握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特征。于是,后者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就体现为以下三个层次:首先,唯物辩证法对黑格尔思辨体系的超越,必须达到哲学反思的高度。这构成辩证逻辑自身性质的内在要求。对此,黑格尔指出,反思“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它“以思想自身为内容,力求自觉其为思想。”换言之,哲学的反思意味着,通过概念实现思维的理论自觉。而概念本身在黑格尔看来,则是被意识到的自在自为的存在。这表明,哲学通过反思实现了概念对现实的积极把握。黑格尔试图证明,“现实不能在自己的视域中完全揭示自身,因此就要求运用思维去把握作为现实基质的‘理念存在’( idealentities) 。”可见,哲学的反思,毋宁是把事物的本质逐渐纳入概念的过程。黑格尔将之称为自我意识对精神的把握。并进一步指出,作为现实本质的精神,其“内在核心则是思想,并且只有精神才能认识精神。”由概念的反思所引发的自我意识对精神的认识,无疑突显出黑格尔哲学的两个基本维度。

  一方面,事物的本质只能是为概念所表征的精神; 另一方面,对精神的理解惟有依托自我意识对概念的反思。因此,思维对现实本质的把握,本身就是概念由自我意识的形式向绝对精神辩证运动的结果。故而,黑格尔思辨体系的实质,就是以反思为出发点的概念辩证法对现实整体性的统摄。它认为“有限的存在缺乏稳定的、完全的、绝对的本质。这就要求,它将以绝对的‘总体性’为基础。”又由于总体性的概念是“自我规定、自我认识的结构……故而,它不依靠任何有限性的东西。”[7]显而易见,概念的总体性意味着辩证逻辑自身的自足性。当直接的现实被反思为纯粹的概念,前者就成为“只依赖于自身纯粹规定性”的纯粹自我意识( 或精神) 。对黑格尔反思性概念的强调,正是为了突显辩证法的立脚点不是直接的表象,而毋宁是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现实。鉴于此,纯粹概念的辩证运动,就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事物本质的逻辑学。它又“可以叫做客观思想,……因此逻辑学便与形而上学合流了。” 虽然黑格尔对事物的本质采取了概念式的思辨理解,但他无疑为我们解读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确立了最低的限度。即不能以非反思的方式,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颠倒。其次,唯物辩证法对黑格尔思辨体系的超越,理应出自概念逻辑的框架。按照黑格尔的理解,既然“现实性,是‘概念的内在发展’”,那么通过追求“‘自诠释之路’成为科学”的哲学[9]246,就是脱胎于概念运动的辩证逻辑。后者作为事物的本质,把现实存在径直纳入自身自足的体系,并以抽象的逻辑规定取而代之。于是,现实以及对现实的认识,就转变为纯粹的概念。它通过范畴的内在性,呈现为自我意识向绝对精神的发展。显然,“概念的发展的根本内在性和这种发展的规定性……即一种自规定性的( self - determining) 概念结构,这一结构的规定内容可被理解为构成‘现实’,而不仅仅构成‘可思考者’。”不难看出,黑格尔将现实与对现实的认识,一并置于概念的逻辑体系中,恰好意味着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在概念辩证法的维度实现了统一。

  对此,本文认为,“黑格尔哲学的最突出和最重大的价值,就在于它实现了辩证法从自发到自觉的理论形态的根本性转换,把辩证法展现为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的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逻辑学对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摄,之所以是辩证法从自发到自觉的标志。原因在于,由概念所蕴含的自我意识,赋予外部现实以本质性的意义。并且,当后者发展成为一个自身自由的具体实存时,它就是自我或纯粹的自我意识。这无的能动性以客观的物质基础,从而实现它对现实的积极改造。而前者物质力量的获得,就在于人类实践的介入。因此,在唯物辩证法的框架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就呈现为以实践为基础的动态统一。如此一来,逻辑学、认识论与辩证法三者一致的基础,就从抽象的概念体系,转变为具体的人类实践。这无疑从内部瓦解了黑格尔逻辑学的神秘性,从而使辩证法突破了自身最后一块形而上学壁垒。

  一旦逻辑的思辨体系被能动的实践所取代,辩证法就成为真正的批判性力量。正是以此为前提,马克思才认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换言之,对逻辑学、认识论与辩证法之间三者一致的理解,必须落实到人的层面。只有“使人自觉到自己的思维本性,”并以实践的方式,“按照思维的本性去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现实统一”,才能真正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理解“三者一致”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在关联。不难看出,唯物辩证法的形成,是马克思自觉回答并重新建构哲学基本问题的逻辑必然。作为具有历史内涵的反思性理论思维,它的核心指向与内在意蕴,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密不可分。因此,对它的理解,就是从哲学史的高度,通过梳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承继关系,展现逻辑学、认识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

 

作者  | 2017-11-13 22:02:40 | 阅读(28) |评论(0) |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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