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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an8341的博客

霜剑如梦倚残翼,泊影难觅几何时!

 
 
 

日志

 
 

关于国有资本的整体性监管研究  

2015-03-26 21:41:24|  分类: 金融帝国——马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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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搞好国有资本整体性监管具有紧迫性,应当从整体上搞好对国有职能资本和国有银行资本两个板块的监管。国有资本监管实践的主体机构是一个有内部层级结构的系统,它具有自身的阶级性和专业性,有必要遵循“五个分开”的原则来设置,还必须将其置于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要发展对国有资本的科学监管方式,不但应当坚持价值监管与使用价值监管的统一,而且应当体现并实现国有资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根本属性。 
      [关键词]国有资本;监管对象;监管主体;层级机构;监管方式

  一、搞好国有资本整体性监管具有紧迫性 
  国有资本是国有资产的关键组成部分。国有资产划分为非经营性的和经营性的两个基本部分。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一是指存在于非物质生产领域,如党政军机关、国有学校、国有医院等各类事业单位的物质财富,它们在使用中被消耗,通常用一点少一点,作为其消费的直接结果,一般不增加新的物质财富和社会价值财富;二是以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形态存在。经营性国有资产是指在国家监管下投入物质生产领域生产、流通、分配环节的物质财富,其本质含义是国家代表人民行使所有权并投入经济营运的生产资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生产资料以资本形式存在,所以称之为国有资本。它们以生产物质财富和增加社会价值财富为目的,具有生产性和经营性。国有资本是国有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 
  唯物史观揭示出,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一定历史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国有资本属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范畴;非经营性的国有资产尽管十分重要,但是由于不是生产资料,所以不属于经济基础。一个社会的非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的社会属性,是由这个社会的国有资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性质决定的。国有资本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是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实现生活共同富裕的主要经济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主要经济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总结历史经验,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要求,推进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到1997年,工业领域已从1978年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分别占工业总产值的77.6%和22.4%,调整为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私营经济和个体手工业四种经济成分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25.5%,38.1%,17.9%和18.5%。在工业领域,形成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者比例为63.6%和36.4%的所有制基本格局。但是,此后公有制经济比重不断下降。从资本量的角度看,在全国企业实收资本中,国有资本(统计上称国家资本)和集体资本从2001年的占54.1%和11.3%,分别下降到2008年末的33.4%和3.0%,国有资本所占比重明显下降;从从业人员的角度看,由于国有资本有机构成高,其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较少,到2008年末,全国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从业人员中,国有企业及国有独资公司占9.2%,集体企业占2.9%,私营企业占44.4%,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10.7%,外商投资企业占11.7%,其余类型企业占21.1%。这就是说,在全国工业企业中,只有12.1%的劳动者是在国有、集体企业中工作,其余的几乎都处在非公有制经济的生产关系中。这是近年来劳资关系出现激化趋势的基本原因。 
  由此应当承认,在国民经济中,公有制主体地位已严重削弱。根据我国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当前必须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振兴公有制经济的紧迫要求,尤其要努力增加国有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重。我国国有资本所有权归全民所有,具有整体性,同时,又分布在一个个具体的企业单位,因此,增大国有资本比重涉及整体和企业两个监管层面。在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人们比较关注搞活国有企业,这是有理由的。通过改革,许多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实现有效结合,的确搞活了。但是,也必须看到国有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重严重下降这个事实。这说明,国有资本的整体性监督存在缺陷,因此,有必要就国有资本的整体性监管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二、明确国有资本整体性监管的对象 
  1 必须搞好对国有职能资本的整体性监管 
  为了实现国有资本与市场经济的高效结合,保证国有资本整体的保值和增值。最基本的是要从整体上监管好国有职能资本的营运。马克思经济学揭示出,经营性资本分为职能资本和非职能资本,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适用的。国有职能资本是用于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的资本,包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在当代已扩大到投入服务业领域的许多资本。非职能资本是用于信贷的货币借贷资本,本身不能直接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但是“随着信用的发展,这种货币资本本身取得了一种社会的性质,集中于银行”,客观上起着对社会总资本向各产业部门投入的分配调节作用。国有资本中的非职能资本主要是国有银行中作为社会资本的借贷货币资本(以下简称国有银行资本)。 
  弄清经营性的国有资本分为职能资本和非职能资本这种构成,对于搞好国有资本的整体性监管是十分重要的。在唯物史观看来,在社会总资本运动中,商品流通决定货币流通,因而生产和实现商品的资本运动决定货币流通,因此,职能资本的运动对银行资本的运动起决定性作用。虽然后者对前者会有反作用,但是两者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基本关系不能颠倒。当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出现不良状况时,一般来说,前者是原因,而后者是结果。正因为如此,对宏观经济的调控,第一位的是调控好全社会的职能资本。只要全社会总职能资本能够按比例地实现相互之间的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实现良性循环运动,银行借贷资本的运动也就会处在比较稳定的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要促进社会总资本实现稳定的运行,首先必须有效地控制和调节全社会职能资本的运动。这只有在国有职能资本在全社会职能资本中占较大比重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做到。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国家才能通过直接拥有的国有资本控制权,主导全社会职能资本的运动。这说明,国家要实现对国有资本的整体性有效监管,首先要搞好对国有职能资本的整体性监管。 
  2 确保国家对国有银行资本的绝对控制权 
  强调首先要从整体上监管好国有职能资本,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国有银行资本的监管。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银行资本,与现代资本主义国有银行资本相比,有两个重要特征。其一,它在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方面,除了执行中央制定的货币政策稳定货币币值,还应有目的地以信贷方式对全社会的职能资本、尤其是对国有职能资本,进行调节分配和监督。其二,它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负有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责任。这种特点决定了国家对国有银行资本需要掌握绝对控制权。毫无疑问,国有银行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自身管理体制,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一桩桩货币资本借贷行为的效益,这方面有必要学习当代国外银行的先进管理经验。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必须引进所谓国外战略性金融资本,才能实现国 有银行管理体制的改革。如果这样做,显然会弱化国家对金融领域的绝对控制权,而且容易让外国金融垄断资本集团掌握国家的金融情报,给国家的金融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因此,国有银行自身的管理体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特征,不能随意地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接轨”。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为发端的世界金融一经济危机,提醒人们应当破除对现代资本主义金融管理体制的迷信。 
  3 从整体上搞好对国有职能资本和国有银行资本两个板块的监管及其相互关系 
  以上分析表明,由于国有资本分为国有职能资本与国有银行资本,它们在职能性质、营运方式和经济作用等方面具有显着区别,因此国家对国有资本的整体性监管,需要在统一的国有资本监管下,分为两个基本板块。国家必须代表广大人民,对这两个板块从整体上掌握完全的、绝对的控制权,并要处理好这两个板块监管之间的内在联系。国有职能资本监管机构要促进国有企业(职能资本)在计划调节下,在国有银行支持下,面向市场投资,搞好自身营运,发挥主导作用,推动全社会职能资本形成合理结构;国有银行监管中心机构,要根据货币流回规律,掌握全社会职能资本的运行态势,不断将信息传递给国有职能资本监管中心机构,由此推进国民经济运动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三、明确国有资本监管的实践主体 
  1 明确国有资本监管主体机构的阶级性和专业性 
  从整体上监管好国有资本,不但要明确监管对象,而且应当明确谁来执行监管职责,也就是弄清监管实践的主体。从本质上说,国有资本的监管主体是广大劳动人民。但是,仅此认识是不够的。我国改革开放之后,虽经过多次机构改革,建立了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但是实践表明,监管主体不明晰的问题仍未从根本上解决,国有资本的流失现象与此有关。因此,国有资本整体性监管主体的明晰化、具体化十分重要。它必须是专职从事国有资本监管实践的具体机构,机构中的工作者必须是国有资本所有权关系的人格化。马克思指出,“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把个人理解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这就是说,国有资本整体性监管主体的实践机构(以下简称监管主体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必须符合国有资本整体上保值增值运动的客观要求,服从国有资本全民所有制这种所有权关系的强制性约束。它必须具有自身的阶级性和专业性,这就对机构成员,尤其是主要负责人,提出了严格的遴选标准。 
  其一,必须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只有树立社会主义坚定信念,懂得国有资本体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样的人才能确立很强的维护国有资本所有权的意识,自觉抵御国内外势力强大的私有制意识形态的侵蚀,才能具有搞好国有资本的监管、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责任感。 
  其二,必须是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专业人才。自觉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弄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共性和根本区别,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觉探索国有资本运动的客观经济规律,在国有资本监管实践中科学决策,促进国有资本的不断增长壮大。 
  2 国有资本监管主体机构必须置于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国有资本的监管主体本质上是广大劳动人民,要实现这种本质规定性,除了国有资本监管主体机构应当有严格的内部组织纪律规定之外,还必须接收人民群众的外部监督。这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监管主体机构必须置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之下。既然国有资本所有权属于人民,广大人民就有权把国有资本的整个运动过程,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而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能充当直接对国有资本监管主体机构的行为实行最权威的人民民主监督的职能。可见,不宜把国有资本监管主体机构设置为政府下属的一般部门。它应当是直属人民代表大会监督的一个独立的机构。目前的国资委只接受政府领导,不受人代会监督。一些国资委只要经政府部门同意,就可以决定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制”。就可以决定或默认某些国有企业负责人获取私人老板那样的高薪等,这导致了国有资本流失,造成国企内部收入的贫富分化。这些不符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行为得不到制止,显然与人代会失去应有的监督权,不能行使对国有资本的最终所有权有重要关联。 
  二是监管主体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接收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客观要求。有人认为,公有制人人有份,但是人人对它不负责任,所以不如私有制。这是一种狭隘的私有观念。在公有制观念看来,公有财产人人有份,所以不允许私人侵占,人人都应负责管理。当然,这需要建立民主管理机制,例如可以建立普通群众与人代会关于监管国有资本的信息渠道。同时,有必要健全有关法制,有学者提出,可以建立“特别求偿权制度”,来促使普通国民把关心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与自身利益结合起来,即通过立法,授予普通国民“特别求偿权”,当其发现国有财产受到任何侵害时,有权依法提起“特别求偿之诉”,诉请法院判令侵害人对国有财产利益主体停止侵害、返还财产、赔偿损失,并承担相关责任,如果胜诉,求偿人可以依法获得求偿酬金。这是值得重视的建议。

   四、国有资本监管主体机构的层级结构 
  1 国有资本监管主体机构应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层级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必须作为面向市场的法人主体独立经营,这意味着国有职能资本分散地在各个国有企业中运行,由一个中央机构直接实行对全社会的国有资本进行整体性监管,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没有中央监管机构,国有资本就不可能实现其整体性和运行的计划性、协调性。因此,只有实行中央监管机构与地方监管机构相结合,通过后者对分散到企业的国有资本实施个别监管,才有可能对国有资本实行有效的整体性监管。因此,国有资本监管主体机构应当是一个有内部层级结构的系统。 
  新中国形成的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县(县级市)、镇(乡)的五级划分和布局,包含着对社会、经济监管的一般要求,这种要求同样适合于国有资本的整体性监管。按行政区划分上下关系,对国有资本监管主体机构设置一定的地方层级管理机构是必要的。改革开放以来,除了中央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各地也按行政层级建立了国资委,这样的组织结构体现了监管实践的一定要求。但是,只从行政层次的角度来看国有资产监管主体机构的层级关系是不够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以行政性管理体制为转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应自觉地适应市场社会分工制度,适应社会生产力布局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当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形成了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区的时候,国有资本监管主体机构的层级结构就必须适应这种要求,才能更好地促进国有资本的增值运动。如果只是按照行政性层级来设置国有资本的地方监管机构,那就会形成行政性区域分割,就有可能发生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国有资本的重复投资、过度竞争的不良状况。 
  因此,有必要通过国有资本监管体制的改革实践,在确实形成或正在形成跨行政区的经济区域内。设立经济区的国有资本监管主体机构,作为中央国有资本监管主体机构的派出机构,对经济区内的按行政层 
级形成的各地方国资委起领导、协调作用。例如,在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为了减少相关省市之间的重复建设,以及与外资竞争的国内资本之间的内耗,建立由国有资本中央监管机构牵头,地方国资委参加的国有资本区域监管委员会,显然是必要的。 
  2 设置国有资本监管主体机构应遵循的原则 
  根据上述分析,要建设好国有资本的整体性监管主体机构,有必要遵循“五个分开”的原则来设置。 
  (1)国有资本监管主体机构与政府一般管理机构分开。前者是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所有权执行机构,属于经济基础范畴;后者则是行政性管理机构,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如果把前者至于后者的管辖之下,那么人民就不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直接对国有资本实行经常性的监督,这对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不利的。因此,有必要把两种机构都直接置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之下。国有资本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层级机构,也不应当隶属于省市政府所属机构,而应当实行双重监管,既服从国有资本中央监管主体机构的垂直性监管,又服从所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2)国有资本中央监管主体机构与中央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分开。前者属于全国国有资本所有权的实践主体中央机构,其任务是对国有职能资本实施保值增值的整体监管;后者则属于中央政府综合性管理机构,面对的是全社会的各种经济成分,为国民经济实现稳定运行而实行计划导向下的宏观经济总量调节,这种计划调节不能替代国有资本的整体性监管。 
  (3)国有资本监管主体机构与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分开。前者是对国有资本面向市场运动的全过程进行监管;后者只涉及监管非物质生产领域或属于自然资源的非经营性国有物质财产。将它们分开监管,有利于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也有利于投入医院、学校、政府等部门的非经营性的国有资产和自然资源的节约使用。 
  (4)国有职能资本监管机构与国有银行资本监管机构分开。这在本文前面已经谈到。这里需要进一步强调,这是在国有资本中央监管主体机构内部的横向划分。由于职能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运动规律有明显差别,因而要求分为两个重要的分支机构,并要求不同分支机构的成员具有相应的专业监管知识。 
  (5)国有职能资本监管主体机构与国有企业内部的监事机构分开。前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级都置于相应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直接监督之下;后者则是国有企业内部成员对本企业国有资本的监督机构。 
  如果能够在机构建设上,实现上述“五个分开”,国有资本的整体性监管就能较好地落到实处。

 3 国有资本监管主体机构落实到位需要深化改革 
  从我国国有资本管理机构的现状看,主要缺陷是,国资委还未完全履行全民所有制的所有权赋予它的职责和权利。例如,按照所有权决定经营权的经济学原理,地方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理应归地方国资委来监管和推进,但是目前省级政府规定,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研究拟定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政策措施,推进现代化企业制度建设;指导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有关工作,这就把国资委撂到了一边,让经贸委机构支配国有资本管理体制了。这种由地方政府所属部门决定国有资本的命运的现象,显然违背国有资本所有权关系的要求,必须改变。又如,目前各级国资委仍然是各级政府的下属机构,直接服从政府管理,这就很难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有资本监管机构的有效监督。简言之,一是政资没有分开,二是国资委应有的权限没有真正到位。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国有资本监管主体机构,还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解放思想,深化改革。

  五、积极探索国有资本整体性监管的科学方式 
  明确了对国有资本实施整体性监管的对象和监管实践的主体机构,还必须解决主体机构如何进行科学监管的问题。这只有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能作出正确的回答。以下主要就国有职能资本的监管方式做些探讨。 
  1 确立劳动二重性的观点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这一点是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这个基本观点,着眼于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角度及其相互联系来监管国有资本的运动。 
  在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受自然经济观的影响,中央机构主要是从产品使用价值角度管理国民经济,自上而下地规定国营企业产品生产的质量、品种、规格、数量等等,由于不可能全面掌握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信息,计划规定往往具有主观性和滞后性,这就导致企业不能根据社会对使用价值的客观需求来组织生产,不能根据社会价值关系或市场价值关系的要求自主地提高生产效率,以致经济管理体制僵化,企业缺乏活力。国有资本的整体性监管,要克服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僵化弊病,关键在于从产品使用价值的管理转向用劳动二重性的基本观点来实施监管。 
  2 从价值角度对国有资本运动实施整体监管 
  首先,需要区分国有资本在运动中两种性质不同的价值所有权关系。根据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一般运动规律,国有资本的总体运动可以通过w’—G—W’…P…W’这个商品资本循环形式,表现其流通过程。其中,w’—G—W’(资本价值从商品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又从货币形态转化为商品形态)是资本价值在一般流通领域的存在形态,在价值关系上发生的是商品与货币之间的所有权关系;…P…(生产环节)是资本价值在生产领域的存在形态,在价值关系上发生的是资本价值通过物质生产过程增加自身价值,这个过程包含着与生产力结合在一起的生产关系,核心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资本所有者的权益要通过两种不同性质的所有权关系来实现。 
  国有资本在一般流通领域(w’—G—W’)涉及的是一种平等竞争和自由交换关系。这种交换关系本身不会使资本价值增值,在交换中卖者脱手的不是价值所有权,而是商品使用价值所有权。国有资本在运动中的这一层关系,不应当由中央和各级监管主体机构来运作,而只能由国有企业来运作。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资本必须让企业自主经营,才能使国有资本的生产过程适应社会需求,这也正是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根本不同之处。 
  国有资本在生产领域(…P…)涉及的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包括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谁掌握生产过程、生产成果分配的支配权,以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如何结合等。国有资本作为整体,在生产环节,显然存在两个层次的关系,一是国有资本监管主体机构上下各层级的关系,二是国有资本监管主体机构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它们都属于国有资本所有者内部的所有权关系,在性质上不同于商品与货币之间的等价交换关系。国有资本的所有权存在这样两个层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现象。监管主体机构内部层级关系的存在,是由社会主义国有资本存在庞大数额决定的;而监管主体与企业之间这层关系,是由市场经济关系决定的,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弄清社会主义国有资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管理特点。 
  其次,应当从资本价值支配权层次关系的角度区分国有资本监管主体机构之间的层级关系。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所有权关系中的主要层次:(1)资本的“单纯所有权”或“法律上的资本所有者”;(2)执行增殖职能的职能资本的“支配权”或“经济上的资本所有者”;(3)由职能资本所有者(控制权 或支配权)所支配的经营监管权。以上(1)与(2),(2)与(3)层次的权利根据不同情况,既可以合一,也可以分离。(1)与(2)之间在分离的情况下就是资本的贷出者与借入者之间的权利关系;(2)与(3)之间在分离的情况下就是股份公司的股东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关系。在所有权做这样分离的情况下,前一种权利与后一种权利都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可见资本单纯的所有权(1)处于最高的控制地位,当然,它要依赖后面(2)与(3)的权利关系才能存在。马克思还揭示了土地所有权关系中的所有权、经营权的层次性。这些所有权关系中的层次与控制关系,是可以应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因为市场经济形成的这种权利关系,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人们能普遍承认的规范。 
  用这种所有权层级关系的眼光来看,国有职能资本监管主体机构掌握的整体监管权,应当属于(1)与(2)的结合,也就是掌握对国有资本的法律所有权和对职能资本支配权的监管。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国家只要掌握国有资本最终所有权(实质是借贷货币资本的债权)就行了,而职能资本的支配权应完全交给企业。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如果国家只掌握国有资本的最终所有权或债权,则意味着,国有资本监管主体机构只掌握国有资本法律上的所有权,而放弃对国有资本增值职能的支配权,也就是放弃经济上的所有者(即目前人们所说的出资者)的权益。这样一来,国有资本就只能作为借贷资本,而失去职能资本的功能了。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也就只剩下资本的借贷关系或债权关系了。只掌握资本最终所有权,是不能掌握企业对借人资本的使用、支配权的,是不能决定借入资本按何种生产方式、按何种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发挥职能作用的。不言而喻,如果国有资本监管主体机构不掌握职能资本支配权,就不能保证投人企业的国有资本按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要求从事生产经营。这当然是不能允许的。因此,国有资本监管主体机构的各个层级必须共同掌握好国有职能资本的支配权。当然,这种支配权需要在层级之间进行具体的权利划分,这是需要通过实践来解决的问题。 
  3 要重视从使用价值角度对国有资本实施整体性监管 
  控制国有资本投资的布局,要以弄清市场供求、自然资源使用等综合信息为前提,这就提出了对国有资本的价值监管必须与使用价值监管相结合的要求。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要求市场供求双方的商品、货币在价值量上相等,这只有商品使用价值与购买者的需要在质上相符合才能达到。社会使用价值是价值实现的前提。可见,国有资本的投资监管,仍然要重视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国有资本监管主体机构应当根据中央宏观经济调控机构的计划导向,把握好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的社会使用价值变化作出预测。也就是说,除了应当注重市场价格波动的信息,还必须注意使用价值的质和量的信息汇集,包括它们的库存、订单等;二者都是调节供求关系的重要依据,只重前者就会产生片面性。重视使用价值角度的监管,并不等于主张回到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这是遵循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的原理,尊重社会再生产的客观规律,更好地促进市场供求平衡的必然要求。社会需要的大宗产品的使用价值量,如一定时期粮食、棉花、钢材、水泥、煤炭等,是可以根据市场购买力需求、储备需要、人口增长等因素大体估算出来的。以此作为总量计划调节的依据,可以减少市场调节的自发性,更好地遵循社会再生产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六、根据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监管好国有资本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国有资本的整体监管,不但应当坚持价值监管与使用价值监管的统一。而且应当体现并实现国有资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根本属性。 
  1 必须保证国有资本按社会主义所有制性质运营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国有资本整体监管的重要特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对国有资本的整体监管,其监管服从于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依据是凯恩斯主义。但是,凯恩斯主义只是着眼于一般流通或者市场供求关系层面进行宏观调节,而不深入到资本流通的所有制关系层面,总体上以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为前提。它要求国有资本服从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实质上不过是为了缓和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制这个对抗性基本矛盾而已,决不会要求国有企业内部的工人取得主人翁的地位。然而,社会主义国有资本的监管,必须深入到国有资本的所有制性质层面。从宏观上,这要求整个国有资本自觉地发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从微观上,这要求国有企业坚持“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三结合,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面向市场自主经营,取得高效益,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高效结合。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条件下,尤其应当要求企业领导人树立自己是工人阶级先进代表的意识,防止与私人企业的老板相攀比。国有资本的监管机构对于企业领导人的任命,一定要强调又红又专,要做工人阶级的企业家。 
  2 促进产业结构服从人民的消费需求 
  按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从整体上监管好国有资本,必须着眼于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控制和调节好国有资本的投资方向。这就需要处理好产业结构与所有制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前者本质上是社会分工关系,后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作为理论抽象,社会分工关系与所有制关系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在现实经济中,两者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脱离所有制关系来谈产业结构的调节,就不可能真正解决市场供求的平衡问题。事实上,体现社会分工关系的各种产业发展的轻重缓急,一定产业的内部结构的建立,都需要结合所有制关系来引导。 
  我国国民经济应当是有利于人民的经济。社会总产品首先要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需要,因此产品结构,从而产业结构的调节应当服从于绝大多数人的购买力。这就意味着,国有资本各级监管主体机构必须对投资结构从整体上进行严格的分析和监管,以便促进生产消费品的产业结构适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分配关系,并促进生产资料部门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遵循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国有资本从而国有经济才能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好主导作用。如果忽视这种要求,就不能发挥好国有资本的积极作用。以房地产业为例,如果国有资本及其土地过多地用于发展脱离一般老百姓消费力的高档商品房,这就不但会导致老百姓住房难,也会导致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由于高档房建设拉动的许多产业及其所消耗的资源,都在为少数有钱人服务,脱离了多数人的有购买力需求,结果必定导致一系列相关产业的产能过剩。再例如,从产业拉动作用的角度发展轿车产业,如果国有资本过多地向轿车产业投资,这等于把与之相联系的一系列产业所耗费的资源和劳动力,都用于为目前能够买得起轿车的阶级和阶层服务了。中国大多数劳动者目前还买不起轿车,这决定了轿车产业的发展一旦超出狭小的限度,就会因供过于求而使一大批相关制造业的产能过剩。这里且不谈轿车过多在交通、占用土地、污染方面带来的后果。而高档房产和轿车生产过剩,传递到货币资本的流通上,就变成了银行的呆帐,在金融领域就出 现信贷失衡。这两个例子从反面说明,国有资本要起到主导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作用,在对国有资本的整体监管上,就一定要坚持国有资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性质,把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监管和投资的出发点。 
  3 维护国有企业内部的按劳分配原则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揭示出,资本流通以商品流通为前提,在一般商品流通中进行;同时,资本流通的发展决定了商品流通的发展;一般商品流通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而资本流通包含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生产关系,必然使危机成为现实。搞好国有资本的整体监管,必须懂得这些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包含一般商品流通,就存在危机的可能性,要避免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惟有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分配关系,从而对市场供求实现平衡起到决定性作用。只有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才可以防止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所以,对国有资本的整体监管,必须认真、严肃地维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按劳分配原则。这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具体化的问题。这里主要提出,对影响国有企业可分配收益高低的企业经济效益,要分清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有些国有企业有机构成高、占用的资源多、设备好,他们的效益很大程度上是由相对优越的客观条件带来的,就不能作为按劳分配的依据。在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做横向比较的时候,应当通过一定的方式扣除因客观因素造成的过多收入,主要依据国有企业成员发挥主观能动性带来的效益来计算他们的按劳分配收入。除了要重视这种国有企业之间的分配公平之外,还要注意在每个国有企业内部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现在有些国有企业在领导层的收入分配上,有一种向私人老板看齐的不良倾向,造成了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拉大,这是背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求的,必须坚决纠正。当然,强调国有企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绝不是要搞平均主义,在企业可分配收入已定的条件下,国有企业的监管主体机构应当对国有企业内部的分配根据企业所在行业的经营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具体的按劳分配政策,真正做到奖勤罚懒,激励先进;对国家和人民作出特别贡献的,可以实行特别奖励。 
  从整体上监管好国有资本,还必须尊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这方面有丰富的内容,如确立国际竞争意识,坚持依靠科技进步、高度重视对现代高新技术的自主开发与运用,坚决制止为追求GDP在低科技水平上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等等。由于这些年来,人们普遍重视生产力,提出了许多好意见,因此本文在这方面不再展开。 
  注释 
  ①经济的本质是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投入生产的国有土地等生产资料也属于国有经济范畴。 
  ②这里在一般意义上使用了“剩余价值”概念,但是内涵上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剩余价值有根本区别(何干强,唯物史观的 
  经济分析范式及其应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399-410.)。 
  ③这里的银行货币借贷资本,与人们所说的国有金融资本在概念上有所不同。后者除了借贷货币资本,还包括银行管辖的工商业资本,本文把这类工商业资本纳入国有职能资本范畴。 
  ④关于货币流回规律,参见《资本论》第2卷第三篇第二十章“V,货币流通在交换中的中介作用”。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如果交换正常,作为交换主体的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用作媒介商品交换的货币,将按照他们投入的数额,流回到自己的手中。在银行信用制度已经建立的条件下,全社会企业投入流通的货币与中央银行是紧密联系的,如果宏观经济运行比较正常,中央银行投放的货币就能比较及时地回流;反之,则会出现呆账。所以货币流回与否是宏观经济运行正常与否的晴雨表。 
  ⑤马克思指出,单个产业资本的商品资本循环公式可以“同时看作各单个资本的总和即资本家阶级的总资本的运动形式”(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12.),这个原理对国有资本也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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