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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自由意志与“动物精神”:金融本质的原在性背离—金融市场非理性的现象学解读  

2016-12-22 21:51:15|  分类: 金融帝国——马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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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融是在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推动下日趋成熟的。根据历史学家阿瑞基的考证,近代以来的金融扩张是伴随着贸易和生产的扩张而来的。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功不可没,但长期以来却是被批判的对象。马克思认为在虚拟资本条件下,“赌博已经代替劳动”,“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且在创业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在20世纪初,希法亭基于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日益紧密的联系,提出了“金融资本”的概念,即由银行支配而被产业资本家使用的资本,并认为金融资本根本地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结构,完成了资本巨头的独裁统治。列宁认为金融具有极强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金融化时代的来临,西方左翼学者也普遍认为金融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有利于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持有者(即食利者),导致工人的工资和福利被削减,经济欺诈事件增加,制造并放大了金融市场泡沫。

  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金融越来越成为经济不稳定的因素。从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危机、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到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大型金融危机频繁爆发,金融(尤其是金融创新)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对于危机爆发的原因,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通常将其归结为金融的过度创新、金融衍生产品泛滥、金融自由化、金融监管不力等,这种基于技术层面和操作层面的解释虽有道理,但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必须看到,金融危机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在金融化背景中,金融问题是一个关于政治、制度、文化的综合性问题,基于纯金融学或经济学视角的解释由于无法超脱专业语境而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必须上升到经济哲学反思与批判的层面,在更为高远的视野中审视金融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这首先要对“金融是什么”这个元问题有一个准确的把握。本文的创新点就在于通过对金融本质的深度解析,指出金融具有极高的工具理性,它的有效性取决于目的的合理性。自由意志和“动物精神”不具备企业家精神的理性和契约精神的平等、自由、诚信,是一种出自本能的原始贪欲,从而导致金融创新和金融活动的极端狭隘,背离了金融的原在性本质,导致金融活动偏离正常轨道,最终以爆发金融危机的形式进行纠正。

  一、金融的本质

  根据《金融学大辞典》的释义,“金融”一词是在19世纪下半叶已经定型并在经济领域中广泛使用的概念,其内涵是指通过信用中介机构的货币资金融通。具体包括:对物价有直接关系的货币供给,银行与非银行融资系统及短期资金拆借市场,以证券及其衍生物交易为基本内容的资本市场以及保险系统等。在英文中,金融一般译为“finance”,finance源于古法语的finer。现代法语的finance、德语的finanz、西班牙语的finanza等也出于同一词源。西方的辞书和百科全书对finance的诠释,大体可归纳为三个口径:(1)最宽泛的诠释是货币的事务、货币的管理、与金钱有关的财源等。具体包括三个方面:政府的货币资财及其管理、工商企业的货币资财及其管理、个人的货币资财及其管理。(2)最狭义的诠释是把这个词仅用来概括资本市场的运作机制以及资本资产的供给和价格确定。(3)介于两者之间的口径是把这个词所包含的内容诠释为货币的流通、信用的授予、投资的运作、银行的服务等。由此可以看出,金融的本质在于资金融通,具有管理资产的功能。如果将此概念延伸一下,即基于某种目标的资金融通。罗伯特·希勒对此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英语单词“finance(金融)源自于拉丁语当中一个常见词,其意义就是“目标”。这个单词源于拉丁语“finis”,通常被译为“终点”或“完结”。“finis”之所以演化成“finance”,原因在于金融的原始形态之一就是债务的终止或完全偿付。因此,在希勒看来,金融就是目标的意思,为每一个行动提供金融服务就是在为取得行动的最终目标构建可行方案。具体而言:“金融所要服务的目标都源自民众,这些目标反映了我们每一个职业上的抱负、家庭生活中的希望、生意当中的雄心、文化发展中的诉求,以及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因此,它的原初意义是融通资金、管理资产,从而实现个人或企业的目标。因此,在希勒看来,金融是“一门研究目标构建的科学,也就是如何通过必要的经济手段实现一系列目标的学问,以及如何管理实现目标所需的资产的学问”。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正是利用了金融帮助实现目标的功能。现代金融的蓬勃发展源于资本主义精神倡导下的理性主义——合理而最大化地赚钱的驱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企业家精神。

  合理而系统地获取财富是马克斯·韦伯笔下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人们对财富的欲望以一种理性的追逐方式,在商业的对象性活动中得以具体化。理性地赚钱的精神使财富追求超出了原始的“金钱欲”,更为看重经营行为的合理化和投资的长期性。这是因为:“严酷的竞争压力,使田园诗般的生活状态土崩瓦解,并创造了相当可观的财富,这些财富不是用来放贷取利,而是用来进行新的商业投资。”资本主义精神会产生一种特有的货币资本运行方式,“凡是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且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它就能生产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作为达到其目的的手段。”金融的成熟正是迎合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诉求。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金融的进步与经济贸易和生产的扩大是相耦合的。

  作为资本主义萌芽产生较早的地方之一——佛罗伦萨巨额融资体系的构建,就是建立在羊毛贸易所构建的庞大交易网的基础之上。金融与商业具有内在互洽性,这是因为金融具有极强的工具理性,承载着人的主观意图。当资本增殖成为人们的行为动机时,那么金融机制运行的宗旨就是“如何实现资本增殖”。也就是说,金融围绕“资本增殖”这一目标整合和盘活现有资源,甚至通过变更金融体制增加新的金融工具来实现人们的目标,这就是金融创新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动因。它的原在意义是突破现存金融机制的不足,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需求。

  金融地位的上升源于资本积累的内在要求。在韦伯看来,“赚钱”(目的)与“如何赚钱”(手段)之间的逻辑关系依赖于品格的“恭谦”和“禁欲倾向”,也即资本的积累应该通过勤勉和节俭来实现。具体而言,是指资本家通过抑制当前的消费,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生产中,以获得更多的产出。这是资本主义早期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它内含供给与需求的失衡,无法保证经济良性循环。在产业革命时期,资本的积累主要源于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这突出反映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

  然而,这种资本积累方式会导致“贫困的积累”。鲁品越教授曾对此做过深刻的剖析:“资本尽可能地生产出最大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尽可能地转化为资本,资本再尽可能地生产出最大的剩余价值等,必然同时导致资本尽可能地压低工人工资和生产资料价格以增加剩余价值,增加的剩余价值又转化为压低工人工资的强大的社会力量,由此导致贫困的不断积累。”这种积累方式还将“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沉淀在物质生产系统……由可变资本创造的价值和不变资本转移的价值越来越多地积累于产品中”。流通是商业社会运转的主轴,而从商品到资本的转换是有时滞的。探索商品与其价值实现在时间上的分离,突破时空限制进行创新,从而实现资本增殖,成为商业社会的发展趋势。

  金融的杠杆性有利于化解资本增殖的目的与现实资本短缺之间的冲突,能够缓解马克思的资本积累悖论,缩短商品流通与价值实现之间的时间差,满足资本增殖的诉求。金融通过工具创新,将不能流通的资产实现了流通,将未来的价值贴现到当下进行流通。它将未来作为资源,将时间变成价值,从提供市场流动性的角度助推着资本扩张的步伐,使得以金融为媒介利用社会资本逐渐成为普遍做法,也促进了经济制度和组织方式的演进与变迁,如企业制度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使个人集中他们的资源进行冒险成为可能,随之产生了股份所有权转让的市场,也即股票市场,打造了一个资本扩张的虚拟空间。金融创新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技术性处理,整合和盘活现有资源,突破了生产和流通天然存在的时空限制,拓展着资本增殖的边界。金融对资本有集中和再分配的功能,它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将其转化为社会资本投入生产流通,资本积累不再局限于产业自身的循环,马克思对此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银行资本控制了产业资本,二者相互渗透、融为一体构成了一种新的资本形式——金融资本,希法亭曾对此做过深刻阐释,并将其看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形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股票系统为代表的金融市场在企业的运营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企业的资本构成中来自金融市场的资金占比越来越高,而且表现为企业的激励制度——如股票期权——越来越多地与金融市场联系在一起。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金融化,促进了金融的脱域化倾向,它已不单纯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政治、文化、制度和日常生活的综合性问题。现代金融体系中的保险,增加了金融的风险管理维度。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未来可以推断而不可预知,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现代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不确定因素对市场主体的影响,减少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同时也扩大了资本的活动空间。在人类的发展中,风险是最大的威胁,飓风、地震、火灾、冰雹等自然风险和利率、汇率、市场价格等市场风险,迫使人们出于预防动机而留出更多的货币,从流通循环的角度减少了资本的扩张力量。现在很多国家都建立了以医疗、养老、失业为基础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促使金融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保险使得金融不再局限于财富的积聚,而从客观上增加了社会安全的公共职能。共担风险的运作方式以编织一个安全网的形式,将社会大众联系在一起,消除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达到个体性与社会性、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有利于社会良好秩序的构建和人的全面发展。保险分摊风险的主旨体现了人们以货币方式控制自然的意志,以一种合理高效的方式将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的理性精神。保险将金融服务涵盖到全部社会民众,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总体而言,保险体现了人们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过程中的智慧,使金融与人们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二、金融市场:自由意志高度张扬的空间场域

  自由是启蒙运动以来被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也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衡量自由的一个尺度是行动是否真的与我们的主观意愿一致,进而引申出我们的意志是否是自由的,即“我们的行动不仅能够以我们期望的方式对世界和他人产生影响,而且在一种根本的意义上乃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并来自于我们自己”。在现实社会中,由于道德、法律、伦理等因素的制约,人们在意志上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在追求财富的心理动机上也存在同样的约束,比如来自地理空间的阻隔、时间的延滞等客观因素方面。金融市场由于其虚拟性,比在实体市场中受到较少的限制,因而更容易实现较高程度的自由意志。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自由意志源于人内心的欲望,这种欲望具有正义与邪恶两个方面。自由意志突出了人的“个体性”,在缺乏伦理约束和法律监管的情况下,会导致“以个人为中心”极端私利的心理动机。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实现了交易的自由竞争,市场中流动着大量资金,其交易速度近乎光速,监管对金融市场是一种滞后行为。监管上的盲区使得被数字所抽象的财富欲望得以高度张扬,没有社会伦理和道德哲学在场的逐利行为,使市场上充斥着原始的贪得无厌。其表现是对财富是一种出自贪婪本能的非理性获取,而不是资本主义精神倡导下对财富理性而又合理的追逐。

  如果自由意志无需考虑道德责任,它所导致的行为后果将对社会整体造成负面影响。由于金融市场只是一个虚拟的数字化市场,没有实体市场所具有的社会关系,投资者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其行为以“增加账面资产”为导向,很少顾忌他人和整个社会,诸如正义、责任、道德、伦理等社会情感,在这样一个抽掉了质而只有量的运行机制中被消解,因而更容易导致极端利己冲动下的非理性。账面资产的上涨数字成为投资者意识的对象化,没有劳动基础的财富获取导致投资者缺乏互利合作精神。金融市场的交换关系也不同于商品市场,他们在网络化的虚拟空间中通过电脑报价并由电脑撮合交易,买卖双方互不见面,商品社会中的契约精神被交易所交易规则的强制性所代替,个人无需考虑诚信、权利与义务等社会品格。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市场中,个人是取消了物质实体的抽象存在,个人行为遵从电脑的计算逻辑,现实的、感性的社会内容在数字化的运算下被过滤掉了,追求高额资本回报率的意图成为裁决一切的尺度,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异化。机械的数理逻辑使人们失去了对自身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的反思与追问,遮蔽了对社会的整体性认知,正如张雄教授所言:“逐利的金融意志主义蔓延,直接导致个体生命的‘金融内化’和人类整体主义精神的日趋衰减。”

  金融市场颠覆了传统市场中的经济关系,造成契约精神的缺失。首先,在这种无形市场中没有直接的生产关系,产品没有使用价值,这种无本质内容的虚空完全是人工智能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是一种数学意义上的想象或玄想,从而不具有实物的形态,也无法在实践中被检验。其合约内容的复杂性和高深性远非一般投资者所能了解,因而在产品的开发者和投资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的购买动机仅仅出于“赚钱”的原始欲望。产品的价值是基于对未来的判断,信用和情绪成为决定性因素。其次,交易的连续性。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下,时差将世界上的交易时间连接起来,全球市场的不间断实现了交易的连续性。电子计算机和电脑终端的普及,使交易者在全球市场上寻找套利空间成为可能。以通讯工具为媒介的虚拟交易无需固定场所,无实物产品的数字交易也无需固定的买方和卖方——证券的购买者和出售者角色可以根据个人偏好和判断随时进行转换。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完全以最大化的获利为目标,不会受到社会责任、伦理道德的牵制。第三,交易对象的不可知性。金融市场中的交易是匿名交易,没有商务谈判,不存在经济关系之外的其他社会关系。以现代通讯手段为媒介的交易方式,事先无法确知交易对象。金融市场较之产品市场有许多天然优势,除去监管因素,几乎没有交易壁垒,因而开放度较高。

  只要条件具备,任何人或者机构都可以参与进来,市场的活跃度比较高。交易对象的不可知性增加了市场风险,在不用考虑交易对手的前提下,容易滋生欺诈行为。

  自由意志促进了创造性的发挥,这是金融创新的内在驱动力,也是西方长期以来反对金融干预的主要原因。金融市场监管相对滞后和自身的特性天然有利于这种创新。这是因为,金融市场是一种由现代化通讯工具所形成的无形市场,资产的实物形态被数字所抽象,交易的符码化和数字化使财富脱离了质的规定性,成为一种符号体系。社会关系单一地体现为经济关系,资本的积累跳过生产,变成了“钱生钱”的游戏,这被马克思形象地用公式表述为:从“G-W-G'”到“G-G'”的变化。经济关系又被简化为数量关系,失去了物质的形态规制和束缚,使自由意志更为张扬。金融产品的生产是人们智力构造的产物,凭借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人们可以将基于某种物质实体的权利标准化、商品化,从而转化为可交易的对象,即衍生金融产品。从商品的属性来看,金融产品没有使用价值,它的价值体现在其所代表的数字上,是一种脱离了现象之间物质关系的纯数字符号。而数字最容易激发人的激情和创造力,但也最容易被人操控,使人失去理性被贪欲所主宰。金融创新日益服务于人们不断膨胀的贪欲,甚至为实现个人私利而进行金融欺诈,金融蜕化为金融垄断集团攫取社会财富的工具,越来越背离其原初本质。

  金融市场不断开发新的金融工具。这些工具创新都属于智力创造:在产品特性上,它所交易的产品已经不仅限于传统的资金借贷,而是在原生资产基础上所派生出来的权利或义务,这种衍生产品与实际生产领域没有直接关系,因而无需遵从价值规律。从交易基础来看,金融的运行机理是将未来作为知识推断的对象,即对利率、汇率、股价等变动的预期,其交易基础是每个参加者在预测上的不同;从产品形式上来看,产品是虚拟的,不具备实物形态,它的实现载体是一份份的金融合约;从交易结果来看,不同于实体经济中交易双方都获得某种满足的“双赢”局面,而是在很多情况下(如期货和期权)都表现为一种“零和博弈”,一方盈利必然有另一方受损。这种没有物质约束的主观自由,容易放纵人们的冲动和欲望,使金融创新趋于意志化和主观化,从而违背其最初的目的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期货和期权的原初目的是为了控制风险而进行套期保值,但其保证金制度却成为助长投机的有力工具。金融市场本身所具有的自由越来越被逐利的贪欲所利用,欲望是没有边界的,自由被欲望所主宰将会失去生活的积极内容。

  根据边沁所奠定的功利主义原则,人的主观感受可以用数字来衡量,于是从物质属性中抽象出来的数字作为一种象征从实体中分离出来,取得了独立存在的规定性。数字对实体价值的僭越,使数字从尺度上升为目的,成为金融市场的心理逻辑,导致自由与欲望、目的与手段、物质与精神、实体与虚拟之间的模糊与混乱。数字使得信心、畏惧、从众等主观性因素成为左右市场的主要力量,产品设计按照风险分布进行预测,通过一系列主观创意对原有资产进行开发、组合与衍生,使之符合人的主观需要。反映人们智能认知的金融工程学,使金融创新从经验主义走向科学规范,它的运作原理是将某种金融证券的期望收益率拟合于无风险收益率,从而规避风险。实质上是通过意识的想象力,追求精神对物质的超越,客观上将资本市场变成了个人贪欲实现的场所,在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设计中实现自我价值。此外,资金流的瞬息万变,金融市场中的监管永远是滞后的,尤其是来自避税地的资金,常常使监管部门无法查清它们的来源和去处。监管不到位和监管盲区,为个人意志主观化和自由化的膨胀提供了可发挥的空间,使金融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主观思想的试验场。以贪欲为核心的自由意志和失去本真目的的金融创新,造成了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的疏离,暗含着金融危机的种子,使金融管理风险的属性走向了它的对立面。

  三、“动物精神”与“非理性繁荣”的互构

  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分析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时,用“动物精神”(animalspirits)一词表达人们在投资行为中出现的非理性心理现象,其特征是容易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稳定特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和希勒所著的《动物精神》一书,是对凯恩斯“动物精神”的再发掘。他们认为人的非理性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主要由不断变化的思维模式所引起,从而为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解释维度。在虚拟经济体系中,信心是经济存在的基础。当股票价格出现集体上扬时,投资者就会出现一种普遍的“集体兴奋”,推高金融的资产价格,促使泡沫产生。相反,当这种“动物心理”从贪婪变为恐慌时,那种早期的欣喜和高涨情绪所造就的泡沫就会在瞬间破灭。现代交易制度和金融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开发和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如融资融券、保证金制度所具有的高倍杠杆,使赌博色彩更为浓厚。金融创新成为实现贪欲的手段,是金融偏离正常轨道的主要原因。

  自由意志与“动物精神”存在逻辑上的因果联系。正统经济学将人看成是理性的“经济人”,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反映了股票的市场价值,套利使供求趋于平衡,不存在超额收益。然而这种理论无法解释市场恐慌和股票崩盘。这是因为,投资者追逐财富的狂热往往与设定的目标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金融市场被一种“动物精神”所主宰。行为金融学曾经基于心理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对这种行为进行了研究,力图揭示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和决策规律,是对传统金融理论的有效补充。然而,无论是用高深的数理模型进行操作的冷静投资者,还是那种带有疯狂的、歇斯底里行为的投资者,他们的非理性行为均源于他们的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的驱动力主要来源于本能的财富贪欲,而不是韦伯资本主义精神下的财富追逐动机,缺乏现代企业家精神的理性和契约精神所彰显的自由、平等、守信。事实上,金融市场的繁荣主要来源于投资者的非理性,“动物精神”才是保持市场活力的内在根基。这种非理性何以成为市场的主要因素?这源于金融市场“钱生钱”的方式极易导致投机,引发赌博心理。市场奉行“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市场压力和买卖行为不受约束放大了人们的过度反应,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使直觉、冲动和鲁莽成为投资者行为方程式中的关键变量。

  人的主观性具有多变而又躁狂的特征,配合以现代交易制度(T+0)的便捷,滋生了大量炒短线的投机者,他们的过度交易制造了利差,活跃了市场,非理性由此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

  金融市场上无生产过程和财富兑现的即时性,更容易激发人们对财富的贪婪,这种贪婪激发了个体的活力,导致市场的“非理性繁荣”。投资者对未来的盲目乐观和过度自信,以及大多数人的从众心理促进虚拟经济的兴盛和大幅上涨。希勒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股市脱离经济现实的繁荣是投机性泡沫的心理基础,非理性繁荣建立在人的主观判断之上,具有多变性和脆弱性。这种繁荣进一步刺激了“动物精神”的膨胀,股票价格上涨的行情刺激了投资者的热情,通过媒体的渲染,使这种高涨的乐观心理在更大范围的人群之间扩散。对未来的普遍看好,诱使更多的投资者加入到推动价格上涨的投机中,而无暇顾及资产的实际价值。此外,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上的大多数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不会对投资风险的估计进行优化计算,也不会在投资决策中整合不同资产类别的收益预测,或是根据已知风险权衡资产收益,而是更多地在过度自信、对他人的判断过分依赖、极端恐惧等主观心理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当市场上涨时大笔买进,在市场下跌时大笔卖出。这种从众心理和“羊群效应”往往被市场上高水平的投资者利用,如金德尔伯格所说:“我们相信,欺骗是由需求决定的……在繁荣时期,财富被创造出来,人们是贪婪的,骗子就会出来利用人们对财富的渴望。”

  随着金融化时代的到来,金融逐渐打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金融的脱域性使得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和企业日常经营理念也被统摄到这种逻辑当中。在需求领域,虚拟经济过热往往会带动需求的非理性增长,银行倾向于扩大放贷,消费信贷的增加拔高了无实力基础的购买力,造成虚假繁荣。现代企业的资本构成与银行和金融市场存在高度依存性,企业还将制度创新、经营管理与金融市场联结在一起。为激发管理层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将固定工资转化为企业所有权,比如“期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等管理方案,将个人的实际收益与金融市场联系起来,使市场更为活跃。但这种与股价相联系的补偿机制往往会演变成相关人员哄抬股价的动因,导致“非理性繁荣”,出现虚拟经济过热与实体经济萧条并存的局面。这是因为,金融市场不是一个孤立的市场,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一条反馈回路:资本收益率高→更多资金流入虚拟市场→虚拟市场繁荣→进一步吸引实体经济中的资金进入虚拟市场,造成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匮乏和虚拟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根据托马斯·皮凯蒂的研究,21世纪的资本呈现出资本利润率大于经济增长率(也即r>g)的特征。在实体经济中,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使非金融公司大量涉足金融业务。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普纳曾经统计过,在美国非金融企业的利润构成中,“证券收入”相对于生产活动而言越来越重要。

  根据他对非金融企业中证券收入与公司现金流量的比率,发现相对于非金融的来源,来自金融方面的回报在企业收入中占有更大的份额。而且在更加传统的制造业领域内,在竞争日益激烈、获利能力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企业愈发依赖金融收入去补贴来自生产活动的利润,使得金融市场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渠道。这是由于:“公司有价证券获得了其实物资产根本不会具有的流动性——瞬间可转换为现金。而一旦达到这个阶段,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扩张将被证明是没有限制的。”然而,经济规律内含有自动的激励与惩罚机制,当这种发展突破了实体经济所能承受的临界值,就会出现金融危机。

  总体而言,金融市场上类似于赌博的财富获取方式具有高度或然性。人们对财富的心理欲求与虚拟经济中财富横流之间的张力,通过一种暴富的象征作用推动了社会心理的整合,导致人们对金融的曲解与误读。然而,虚拟市场的财富易得现象更多的是一种幻象,并不意味着物质财富的实际增加。虽然对个人而言,增加了个人收入,但实质属于社会收入的再分配(很多情况下与纸币滥发有关),从根本上看来自于非金融参与者的财富转移。金融只是一个工具,能够激活个体的创造性,它的积极意义需要健康的目的来引导。如果对金融的运用不合理,导致其脱离正常轨道,那么“金融的力量将颠覆任何试图实现目标的努力”④,爆发金融危机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四、结语

  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所倡导的理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在财富观上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界点。这是因为,理性而又合理地赚钱的价值观使人们在财富的追逐上脱离了出自动物本能的原始贪欲,而更为注重企业经营的合理性和长期性,即从为社会提供物质生产或服务的角度,重视成本核算和合理组织的构建。经营者将企业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注重长期经营,促进了企业家精神和契约精神的发展,打造了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尽管这个过程并不是完全平和发展的,但却实实在在地增加了社会财富,促进了社会进步,这也是近代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现代金融是在资本主义精神的激励下蓬勃发展起来的,围绕合理而最大化地获取财富的目标进行创新,促进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书写着现代经济的宏大叙事。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同时对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因此,对金融市场非理性的解读需要超脱出经济学的专业语境,在一个更为高远的视野中探究其发生的原因。经济哲学具有经济学的现实性和哲学的反思性,在经济哲学的视阈中把握金融市场非理性,为金融危机理论提供了另外一条分析路径。

  金融以想要实现的目标为中心,通过有效目标管理实现过程中所需要的资产,帮助实现经济的民主化和平等化,这是它的原在性本质。然而,必须看到金融极富工具理性,具有生成与毁灭两种巨大能量,这表现在:如果它能正常运转,将会助推经济走向繁荣;但如果它的运行脱轨,则会将经济引入灾难境地。这是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金融究竟会将经济引向何方?这取决于人们使用它的目的是否与它的原在性本质相符。发挥金融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必须基于一种“公共的善”——将服务大众作为目的导向,这是它的终极意义。自由意志与“动物精神”的背后,体现了人们对个人私利的追求和整体主义精神的丧失,致使市场充斥着原始的贪得无厌,没有企业家精神的恪尽职守和契约精神下的自由、平等、守信,完全是一种本能的贪欲,导致精神的堕落和市场的非理性,背离了金融的原在性本质。

  从根本上看,金融是人类的智慧,它整合和盘活资源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塑造一个和谐、繁荣的社会,但对它的运用必须基于正确的目的。这首先需要端正对金融的认识,认清财富的真正来源。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财富是由劳动创造的物质产品的总量,劳动被认为是供给人们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对于货币的作用,亚当·斯密曾经说过:“货币只是货物借以流通的轮毂,而和它所流通的货物大不相同。构成社会收入的只是货物,而不是流通货物的轮毂。计算社会总收入或纯收入时,必须从每年流通的全部货币与全部货物中,减去货币的全部价值,一个铜板也不能算在里面。”但之所以会产生对货币的狂热崇拜,在于货币的通约性。虚拟市场累积了数十倍于实体经济的资本规模,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货币或资本是衡量财富的尺度,它的有效性在于能够转化为多少财富,而不代表其本身就是财富。即使在经济更为发达的今天,创造物质财富依然是经济的重心。其次,发挥政府监管对金融市场非理性的制约作用。金融市场“动物精神”高涨的原因在于交易过于频繁,这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曾经分析过,他谈到伦敦证券交易所之所以比华尔街更为稳健,在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转手税较高。华尔街在交易旺盛时,至少有半数投资买卖,卖买者想在当天就脱手。因此,他认为:“对一切交易,政府施加相当高额的转手税可能是最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以便在美国减少投机压倒企业经营的可能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征收资本税是抑制投机过度的有效手段。

  金融化已成为21世纪的社会症候,它将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以及整个社会秩序带来重大影响。金融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的运行还涉及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因此,对金融的认识与理解,不应仅停留在物质的实体层面,还应该关注它的精神向度。金融市场上的自由意志和“动物精神”不仅销蚀着企业家精神的理性,而且还会对社会的经济正义带来新的挑战。金融的财富再分配效应与财富幻象对经济正义问题的遮蔽,日益成为金融化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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