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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委托人代理人竞争力与合约报酬分配评述  

2016-02-13 22:06:21|  分类: 金融帝国——马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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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委托人代理人竞争力是委托代理合约设计与报酬分配的重要决定因素,沿着委托人代理人产权控制权占有与合约报酬分配、治理机制对委托人代理人竞争力约束与合约分配、信息不对称及委托人代理人竞争力与合约分配、委托人代理人个人特征与合约报酬均衡等线索,梳理、评价有关委托人代理人竞争力与合约报酬相关课题的研究进展,并指出该领域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向。 
  关键词:委托人竞争力;代理人竞争力;委托代理 

  Abstract:The principle -agent′ competitiveness is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contract design and reward. The paper assesses the research projects progress of principal agent′s competitiveness and reward-related contract, and points out development trend of future research in the field along the clues of principal agent′s possession of property and contract reward distribution, governance mechanisms′ competitive binding and contract distribution to principal agent,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nd the principal agent′s competitive and contract distribution, and the principal agent′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contracts reward imbalance. 
  Key words:the principle′s competitiveness; the agent′s competitiveness; the principle - agent 
   
  经济社会无处不在的委托-代理行为实质上是委托人代理人之间的利益竞争博弈,形形色色的委托人代理人竞争力对委托-代理合约设计与合约报酬有着十分复杂的影响,理论上回答委托人代理人竞争力与其合约报酬关系问题,是理顺诸多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学者们主要对委托人代理人产权控制权占有与报酬分配、治理机制对委托人代理人竞争约束与报酬分配、信息不对称与合约分配、委托人代理人个性特征与合约分配等课题展开研究,从不同侧面初步讨论委托人代理人竞争力与合约报酬分配关系,并取得较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产权控制权占有与合约报酬分配 
   
  在经典委托代理理论中,物质占有是拥有产权的先决条件,而产权则是控制权分配的基础,也是委托人代理人缔结合约与报酬分配权力的主要来源。因此,委托人代理人产权与控制权占有多寡,就意味着竞争力的强弱。Arrow(1963)、Akerlof(1970)、Spence(1973)、Williamson(1975)、Fama(1980)、Sharpiro与Stiglitz(1984)、Grossman 与Hart(1986)、Hart与Moore(1990)等学者,一是绝对承认物质资本是物质产权的基础,物质产权是委托-代理合约权力的来源,是双方具体缔约基础和获取报酬的法理依据;二是主张合约剩余控制权天然地归物质资产所有者所有,具有产权优势的委托人或代理人有理由获得更多的剩余收入,特别是物质产权占有者,理应控制剩余收入并决定其分配;三是拥有物质资产的委托人,可根据自己意愿选择进入合约的代理当事人,进行合约设计,直接决定代理人谋求报酬分配的行动空间和具体分享合约报酬的机会。这种资产强权观先验地认定任何人只要拥有物质产权,就有相对应的控制交易、分享组织剩余、选择代理人并决定其收入分享机会的权力。因为资产所有权能够强化产权所有者合约谈判或控制敲竹杠风险的能力,从而影响当事人事前专用性投资的积极性,并收到事后按照纳什谈判解方法分配剩余[1-8]。其结果是产权占优者,控制权将占优,报酬分配则更多。 
  在古典资本主义企业主导时期,拥有物质资本的委托-代理当事人在社会交易过程中,有着明显的竞争优势,委托代理过程中物质产权多寡与控制权大小基本一致,物质资本强权先验性观点与现实情况相吻合。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深入发展,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成为委托人代理人缔约权力的重要来源,不少学者据此提出委托人-代理人缔约权力和收益分配新观点。Rajan和Zingales(1998)提出对任何关键性资源的控制权都是权力的一个来源,而且为委托代理当事人提供真正权力来源的关键性资源,既可是物质资本,也可以是天才、创意等人力资本[9]。这就扩大了产权法理基础,合约剩余控制权不再局限于物质资本产权。 
  按照Rajan和Zingales(1998)的观点,委托人代理人关键性资源投入决定合约控制权力的大小,人力资本等关键性资源的引入提高了无产者但有知识技术的当事人的缔约能力,物质资本所有者分享委托-代理剩余的超级权力降低,并有可能使传统物质资本天然的剩余控制权转移给无物质资产但有知识技术的企业家或企业经营者。人力资本纳入委托代理分析框架内并被确认为产权和控制权的基础后,委托人代理人缔约竞争力优势不再单纯依赖当事人经济物质实力,物质资本拥有者不得不与具有某种人力资本的普通劳工、专业技术人员和职业经理分享权力和报酬,控制权将在委托人代理人之间动态转移。至于合约控制权转移的程度及其对双边报酬的影响,Hart(1995)、Saussier(2000)、Aghion和Bolton(1992)建议视委托人代理人权力占有情况进行“控制权相机转移”,在控制权相机转移过程中,报酬分配特别是剩余分配依赖于控制权转移后的权力分割格局[10-12]。剩余分配所依赖的权力格局实际就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决定的竞争力关系。 
  社会资本也是委托-代理当事人社会缔约权力的重要来源,其对委托人代理人产权与控制权、合约设计与报酬分配的影响十分复杂。Brass(1984)发现,委托人或代理人所处非正式沟通网络的中心性与其职位晋升、权力获得是相关的[13]。委托人或代理人如果拥有优势非正式沟通网络,则意味着更多机会把持更高职位和掌握更多权力而获得更多报酬。Coleman(1988)强调社会网络的凝聚力、团结性对委托人或代理人所处网络整体产出与分配的正面效应,网络正面效应使拥有宽广社会网络的缔约方,能充分利用网络力量,凝聚资源、信息,扩大分配竞争优势[14]。社会资源论倡导者Lin(2001)认为,社会资本赋予委托人或代理人广泛的网络联系,正是这种网络联系,委托人或代理人可能拥有更多的权力或机会,从而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而更顺利地实现经济报酬等众多工具性目标[15]。 
 Seibert等(2001)通过实证分析后发现企业等社会组织中,弱联系和结构洞等社会资本越丰富的成员,越容易扩大外界交往和提升交往层次,进而在委托代理过程中竞争优势更明显,其晋升机会更多、收入水平和报酬满意度都相对较高[16]。Thompson(2005)发现,企业员工与具有影响力和权力的同事建立网络联系,员工容易建立自己的社会资本和声望,更容易接触关键资源和信息,在其社会委托-代理行动中,获得更大竞争优势和收益分配[17]。此外,Kreps等(1982)、Barro(1986)和刘刚(2002)分别分析了声誉和信任等社会资本占有状况对委托人代理人讨价还价能力及其合约分配的影响[18-20]。社会资本的存在无疑扩大了缔约的产权与控制权边界,使得委托人代理人因产权、控制权来源多元化,进而使报酬分配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委托人代理人权力的合约报酬内涵更加丰富。 
   
  二、治理机制对竞争力约束与合约分配 
   
  委托-代理产权分析主要是解决委托人-代理人控制权权力基础与报酬分配问题,并不具体讨论委托代理过程中实际控制权的约束。由于委托人、代理人利益目标非一致性、信息非对性和实际权力差异,加之环境的不确定性,委托人代理人滥用竞争力,产生大量代理成本而降低了合约效率。因此,需要引入治理机制,约束委托人代理人,使其权力的运用保证合约向最优分配均衡逼近。Jensen (1976)、Grossman和Hart (1980)、Hart和Moore(1990)、Hay 和Morris (1994)、Tirole (2001)、Laffont等(2002)较详细地分析了外部法律政治干预、产品要素市场竞争、公司控制权市场、声誉市场等内外治理机制与委托人代理人竞争、收益与风险分配、合约有效性的相互作用[21-26],他们的研究具体涉及治理机制设计、权力分配、委托代理实际分配、合约调整等课题。 
  尽管学者们的研究还没有直接给出委托人代理人竞争力在合约设计、执行与分配过程中受到治理机制的具体约束,也没有直接指出内外治理机制对缔约双方竞争力的详细约束,但他们研究的重心是如何防止委托人代理人过度垄断控制权,防止合约激励效率下降。(1)委托人代理人竞争力关系决定治理机制的设计、运行、维护,并制约委托人代理人竞争优势的持续发展;(2)内外治理机制作用是通过产权市场、劳动力与职业经理市场、企业内部市场竞争传递的,传递过程所增加的委托人监督成本、代理人报酬支付增长和剩余损失,是委托人代理人竞争力非对称条件下保证合约有效激励的必然产物,向代理人提供更加优惠的报酬合约或者引入并购破产与董事会机制,是委托人代理人策略性运用竞争力、平衡代理成本和激励报酬、适应双方竞争力关系的优化反应;(3)委托人或代理人内部竞争力变化,是引发合约及其治理机制变化的重要原因。例如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体现公司委托人产权结构关系的控制权治理机制,将会引起委托人相对于代理人的竞争力变化。 
  典型例子是现有上市公司普遍采用的治理机制,在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分散增长时,将直接削弱控股股东和非控股股东的委托权力,同时削弱公司股东的整体委托权力,其结果是经理阶层权力增长,合约设计与分配朝着有利于代理人的方向变化。Shleifer 和Vishny(1997)、冯根福(2004)、战勇与严华(2007)明确指出,上市公司基于股权结构设计的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分权治理机制除了影响股东与经理之间的权力与收入分配之外,还影响股东股权控制分布,股权集中导致中小股东处于不利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因此,应当强化外部治理机制的作用[27-29]。同样,代理人市场竞争机制给予代理人的竞争压力调整,会通过代理人信誉显示能力并通过参与性约束中保留效用的增减,向委托人发出控制权占有与合约调节信号,进而修正合约报酬。 
   
  三、信息不对称、竞争力与合约分配 
   
  信息不对称是委托代理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委托人代理当事人因拥有私人信息而获得不对称竞争优势,并通过信息传递和信息甄别方式,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实现合约收益或风险分配的转移与调整。Aklerolf(1970)最早分析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委托代理交易行为,指出委托人代理人因产品质量不对称而具有不对称讨价还价能力时,双方博弈反应导致逆向选择,而逆向选择使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所隐藏的委托人代理人竞争力关系真实情况逐渐显现,并作出适应委托人代理人竞争力结构关系的变化,促使合约调整。最终出现的“柠檬市场”表明质量信息充分传递并甄别了委托人代理人的行动能力,质量信息代表竞争力作为收入或效用的调控信号达到了均衡,同时引导委托人代理人分配达到均衡[30]。 
  Wilson (1980)在考察第三方定价、委托人定价、代理人定价等定价方式的逆向选择和产品市场均衡问题时,认识到定价权力不对称与私人信息不对称的紧密联系,指出二者纠缠结合时合约报酬均衡的复杂性[31]。Rose(1993)在Wilson(1980)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产品质量服从特定分布函数时逆向选择均衡类型,指出不同逆向选择程度可能出现多重瓦尔拉斯均衡。这说明信息不对称分布类型隐藏着委托人代理人竞争力格局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引发的分配非对称性格局并不明朗。Hendel和Lizzeri (1999)构建动态模型,研究耐用品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其分析表明,新旧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相互作用将极大地削弱旧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通过逆向选择调整合约的程度[32]。 
  潘士远和史晋川(2004)讨论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关系时,认为代理人同时提供新理产品时,逆向选择可能不存在,而且作为委托方的消费者财富数量将严重影响逆向选择程度,逆向选择对合约分配的调整受到委托人财富的抑制,而财富恰恰是消费者在交易过程的关键能力[33]。Myerson (1983)、Maskin和Tirole(1992)、拉丰和马赫蒂摩(2002)讨论了委托人具有非对称信息优势逆向选择与合约均衡[34-36]。Spence (1973)、Stiglitz和Weiss (1981)、Aghion和Gollier(2000)分别探讨劳动力市场、信贷市场中代理人能力、努力、偏好等私有信息条件下的道德风险与合约均衡问题[37-39]。在他们看来,道德风险是委托人代理人事后信息优势变动时适应竞争变化、调整合约与报酬分配的重要方式与途径。 
  除了考虑委托人代理人具有私人信息、单边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问题之外,不少学者还分析了委托人代理人双方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Douglas Gale (2001)、Sobeman (2004)、Cella(2004)认为出现双边逆向选择时,委托人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可以抽取比单边信息不对称下更大份额的剩余收入[40-42]。孙树垒等(2006)则指出,不同规模的企业数量对均衡限价区间和均衡价有着不同的影响,事实上说明了企业规模所伴生的成本优势使规模不同的企业处于不同的竞争与分配地位[43]。这恰好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委托人采用多样化合约策略,向能力不同的代理人提供不同租金的合约,以适应不同竞争力代理人,实现最优代理激励的具体表现:委托人可供选择的合约必须有利于强势代理人而不利于弱势代理人,但代理人也必须通过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分离出自己能力使自己与特定委托人合约报酬相匹配而适应新的竞争关系。双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作为信息不对称与委托人代理人竞争力发送、甄别与适应的主要形式,促成合约报酬向竞争力关系所决定的均衡收敛。
四、个人特征、竞争力投放与合约报酬均衡 
   
  委托人代理人个人特征包括期望、偏好、自信心理、忠诚、公平动机、能力与努力等。这些个性特征与委托人代理人竞争力及其投放策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委托代理缔约行为和分配有重要影响。原因很简单,因为尽管委托-代理发生在组织与组织、组织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但最终还是归结为个人之间的委托代理。这也是学术界长期关注委托人和代理人个人特征因素对合约报酬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Holmstrom (1982) 在研究中指出企业工人期望对其工作努力和薪酬有着正的激励,令人信服地指出期望是影响委托人代理人竞争力投入强度和报酬的重要特征因素[44]。Saglam(1999)研究了低级管理者学习、晋升期待、忠诚与代理激励问题,代理人期待、忠诚成为代理学习与竞争力发展,以谋求更优报酬分配的重要心理原因[45]。Rabin(1993)、潘勇健(2007)在“心理博弈”框架内建立起委托—代理人“互惠性动机公平”模型,很有创见地讨论了委托人代理人公平与物质利益偏好的契约激励效应,认为嵌入委托人代理人公平偏好时合约更有效率[46-47]。Rabin(1993)、潘勇健(2007)的研究成果说明,委托代理人公平动机显然约束其工作努力与合约报酬。事实上,期望、晋升期待、公平动机与忠诚等与工作努力、合约激励的关系本质上是合约当事人在个性因素约束下的竞争力投放策略的选择,在经典委托-代理理论中这种竞争力投放策略选择,被解释为委托人或代理人的合约激励选择。 
  学者们在研究委托人代理人个性特征,特别是代理人报酬预期、薪酬偏好、学习动机、忠诚和公平追求等个人心理特征对委托-代理激励和报酬均衡影响的同时,还着力从三个方面研究了合约当事人个人特征对竞争力投放与报酬分配的影响问题。 
  第一,讨论了委托人代理人能力与努力对合约效率、合约分配的影响。几乎所有的委托代理模型,都包含了委托人代理人能力与努力等个性因素内容,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分析主题中,稍有不同的提法。在经典讨论中通常的处理技术是假定委托人或代理人能力外生而努力内生,因此,代理人努力由众多外生变量决定,其结果是确定的委托人代理人竞争优势关系在合约设计与报酬中的作用并没有显现。Gibbons和Murphy (1992) 在其职业利益假说中,提出经理人员职业工龄、努力与契约薪酬激励偏好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观点[48]。职业工龄做为一种能力信号而努力作为高生产率所具有的就业竞争优势信息,在代理人竞争力投放策略选择与合约分配均衡中发挥关键作用。此外,工人性别、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甚至身高相貌,在职业理论中,都被有关研究者视为缔约竞争力强弱的关键因素,也是影响合约分配关键变量。 
  第二,确定能力下过度自信心理偏好对委托-代理合约的冲击。Langer和Roth(1975)、Weinstein (1980)、Taylor和Brown (1988)、Benos (1998)、Daniel (2001)、唐伟敏等(2003)、陈其安和杨秀苔(2007)建立不同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代理人过度自信心理偏好的合约调整机理、效应。根据他们的研究,代理人过度自信对委托人监督和代理人努力有不对称影响,自然委托人代理人分配也承受不对称冲击[49-55]。 
  第三,委托人代理人风险偏好与合约激励、报酬分配关系。学者构建相关模型时惯常的做法是,假设委托人风险中性,而代理人则假定为风险规避类型,这便于简化分析过程。既使如此,代理人风险偏好对竞争力投放、合约效率与分配的影响显而易见。毕竟个性风险因素决定委托人代理人缔约时竞争力使用的基本行为模式,这必然会冲击报酬分配。 
   
  五、研究评价 
   
  现有研究沿着四条主线展开,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委托代理理论沿产权与控制权线索取得了重要进展,在众多成果中,产权与控制权关系理论富有创新和启迪。不过,产权理论虽然承认委托人代理人持有的产权和控制权对维持和表征讨价还价能力的重要意义,却常常把委托人代理人与产权控制权相分离,并混淆了产权控制权与缔约当事人竞争力的界限,用相对狭小的产权控制权承载的权力代替广泛能力所凝聚的竞争力,以解释缔约权力模式和报酬分配关系。这种替代不仅严重削弱了产权理论对现实合约竞争分配的解释力度,而且使缔约实践过程真正起作用的竞争力因这种替代而长期被忽视。最终,现实生活中大量异常缔约行为,无法用现有经典理论做出满意解释。 
  沿治理机制线索进行的研究,重点讨论委托代理内外力量的组合平衡,尝试着找到机制实现权力制衡和改进合约效率的最佳模式。我们在肯定这些研究成果的同时,应当认识到如下不足:(1)研究强调治理机制外生于委托人代理人竞争力,忽视了机制是委托人代理人基于竞争力讨价还价的结果,没有认识到缔约当事人竞争力及其策略运用产生了治理机制而不是相反;(2)研究没有认识到治理机制的实施进程完全依赖缔约双方竞争力的动态调整,夸大了确定治理模式适用范围和高估了机制效率;(3)治理机制对分权是有作用的,但该领域研究过于理性化其作用,有违现实主义权力决定分配的基本逻辑。 
  现有的信息非对称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学者们倾向于把委托人或代理人单边或双边私有信息转化为信息显示与甄别偏好,或者转化为行动披露与隐藏类型,并用单边或双边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来解释交易成本、证实成本和合约效率变化。虽然无所不包的信息概念中可能包含知识、人力资本和行动能力等与竞争力有关的内容,但学者们更愿意把委托人、代理人实际风险、收益分配均衡与调节力量归于信息不对称,而不愿意把它视为委托人代理人竞争力不对称及其策略运用的结果。如果研究能把信息不对称理解为竞争力不对称的组成部分,或者理解为当事人谋求竞争力发展的策略反应形式,则会给我们更多的启发。 
  不少主流学者把委托人代理人期望、忠诚、互惠利他性、能力与努力、自信心和风险偏好等个性特征因素以各种形式引入激励模型,并努力探讨委托代理均衡受到的影响,几乎一致地把委托人代理人个性特征因素导致的合约均衡冲击效应,总结为心理、情绪、能力、努力的不对称激励效应,而不是归结为双边竞争力非对称效应。这种研究路线等于淡化了委托人代理人个性因素与其竞争力投放策略之间的广泛联系:(1)个性因素所包含的心理反应等私有信息,极不易识别而很难有效发送,由此产生信息不对称,这会导致竞争力不对称;(2)个性特征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正是竞争力投放更具个性化特征的表现,这为委托人代理人创造了谋求竞争优势的机会和通道;(3)委托人代理人个性特征是委托—代理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天然地与委托人代理人竞争力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发展,像能力、努力与自信、报酬期望,都与委托人代理人竞争力发展密切互动,并受双边竞争力约束;(4)个性特征还与委托人代理人使用竞争力的模式与效率演化关系密切。因此,个性特征因素既是委托人代理人竞争力发展、投放策略的重要内容,又是委托-代理竞争力发展的结果。所以,抽掉或压缩委托人代理人个性特征所包含的竞争力内容,同样降低了研究成果的解释能力。 
  可以说,虽然大量委托代理研究文献强调了委托人代理人的竞争博弈特征,同时在竞争博弈中嵌入委托人、代理人能力或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资源及内外治理机制、信息不对称、报酬期望与努力等变量,但现有委托代理报酬分配研究是以委托—代理合约设计、报酬分配与合约效率为主轴,以产权控制权、治理机制、信息不对称与策略反应、委托人代理人个人特征行为为线索展开的,而委托人代理人博弈所需的竞争力变量,至今没有受到重视,仍然没有构建相关模型探讨委托人代理人竞争力对合约设计与报酬分配的影响,这使理论解释和现实冲突日益扩大。因此,结合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从丰富多彩的委托代理实践中提炼出委托人代理人竞争力思想,形成明晰的委托人代理人竞争力、合约设计与报酬研究线索,是该领域的研究前沿和发展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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